陕西泾阳社火与民间水管理关系的调查报告（上）

董晓萍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5)

1999年至2001年，我和同行四人在陕西省径阳县做了三次的田野调查。调查的入口是社火，但摸底的对象是“水”[1]。

这次调查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社火仪式与民间水管理之间的关系。就以往一些民俗学者的认识看，华北正月社火中历来有祈雨活动，这是一个常见的民俗事象，其本身就与农耕用水有直接联系。但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问题，即社火中的祈雨习俗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禳灾仪式，它还无法证明老百姓实际上是如何解决水资源乏匮的心理焦虑的?也无法解释他们在度过缺水的危机时所创造的精神文化和社会管理形式是什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一个水源不足的地方小社会中，农民只靠着表演和想象，就能喝水吃饭。联系表演和生活的中介究竟是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民俗学者还要从仪式、民间组织和水物质文化的整体上，对“社火”与“水”的话题做综合调查，然后提出更具体的解释。

调查的方法，是对社火队的表演做现场观察和连续回访，与社火队的组织者建立关系和做个人访谈，了解社火队的演出网络和归纳农民的兴奋点，然后找出社火活动的核心点，归纳出社火仪式表演的深层话语：包括相同话语、相似语话和对立话语等，最后提炼出概括社火含义的表述框架。

调查的对象，以男性社火队员为主，年长者有超过七八十岁的老把式，年少者有十一二岁的小马童。重点调查的社火队有南强村角门组社火队、建立村冉家组社火队、兴隆村八组社火队和三渠村朱家桥社火队。其他调查对象，还有在现场观看社火的本地和外乡的男女群众、本地老户、知情老人、寺庙神职人员、流动商贩和赞助杜火的私营企业家等，被访谈者逾50人。此外，也对近年组织社火的有关行政单位，如县镇机关部门、县文化局和村委会做了调查。调查中共搜集地方文献26种，制作录音带I 9盘(28.5小时)，拍摄录像带6盘(15小时)，拍摄照片200余张。

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在号称有2000年水利史的关中名地——泾阳县，存在着以社火办水事的风俗。当然，泾阳社火还有别的功能，而它的水管理功能主要是在正月春节期间体现的。当地社火表演的传统还在农民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中间形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管理结构，促使农民养成了用水的民俗习惯。它的象征性管理的外在形式是，能帮助农民在公众场合以戏剧化的盛装演出方式与上级对话；也能帮助农民在缺水危机来临之际以卖力表演的方式与神灵沟通，从而积极找水、战胜危机。从地方文献的记载看，泾阳社火与泾阳的水管理。还有一个上下认同的日常运行系统，不过以行政干预为主。农民要说话，往往要通过象征系统干扰行政系统，以求实现公平用水的集体运作原则。

以下重点以1999年泾阳县泾干镇社火调查为例，报告调查的经过和初步分析的结果。

一、泾阳县的地理、历史、水利与民俗社会概况

泾阳县位于陕西关中地区的北部，距省会西安市70公里．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县和泾惠溪的受惠县。20世纪以来，由于旱灾频发等原因，它成了一个农耕用水匮乏的县份。据50年代初普查，全县共有耕地81万余亩，人口约16万，农业人口占92％以上，人均耕地4．78亩县内有水浇地29万亩，占可耕地面积1／3弱，主要集中在径干、三渠、云阳、雪河等中部平原区。此外，还有白王、兴隆、口镇、王桥等北部的台塬区、山区，与南部的台塬区，灌溉水量欠缺，要靠天吃饭。到了9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泾阳县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全县耕地面积减为78万亩，虽然水利灌溉的范围已经有所扩大．但由于人口已增至44万，接近1949年的3倍，加上县内土地和灌溉条件的不平衡，以及水费的提高，地下水位的下降，二民的生产生活用水仍处于短缺状态。

泾阳正月耍社火，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和华北其他农村一样，在泾阳的社火表演中，还穿插着求雨仪式。不同的是，因为靠近泾惠渠，泾阳人有了一条官渠当“保底”，民间权之为“官水”；与其相对的是“民水”。在民俗社会中，官水与民水的用法，被认为是可以商量的，可以互补的。如果没商量、乃至用量失调，就会出现官民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到了正月春节期间，双方便可以通过耍社火的形式，在泾阳县县城街区内的公共场合对话。这时，农民要么更起劲地耍社火，表示决不示弱，给政府的行政管理提意见；他们要么就拒绝耍社火不给干部面子，这也能引起有关行政领导的注意，事后会把戏剧化的冲突当真，去调整农业政策，一般都能落实到“水”。

二、泾阳社火的组织者、队伍构成与节目结构

泾阳县民间传统耍社火的正日子是正月十四。但现在耍社火是官办的。从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五，每天都有农民社火队代表乡镇政府进县城表演．叫做“给领导拜年”。表演的场所在县政府所在地泾干镇的街区。表演队伍的秩序以与县政府关系的远近排列，这已在社火表演开始之前，在农民和地方干部的心目中达成了高度默契。就我们所看到的．是泾干镇政府组织的队伍。在正月十四耍社火。其他各路社火，如崇文乡政府组织的社火，提前一天，正月十三表演；三渠镇三渠村和兴隆镇兴隆村等的社火，错后一天，正月十五表演。三天之内，共有4镇5乡30个村36个乡镇企业共66个单位的2万余农民参加了社火表演，观众达10万人以上，覆盖面达泾阳、三原、永乐、礼泉、咸阳等附近5县。据老百姓说，这是中等规模、“不算好，要是去年不闹灾；那更热闹”。

从泾干镇政府组织的社火看，可见社火有四个特点：

 (一)组织者是县政府管辖的乡镇村组干部系统

春节前，由镇政府下红头文件，派镇机关17位干部下乡，包干到村，通过村委会，发动本村的农民社火队进城耍社火。正月十四正式游行那天，由镇长出面带队，坐着小轿车；走在社火仪式队伍的最前面，其余参加组织工作的机关干部，以村分段，按段站位，一律列头一名，负责照管本段的队伍。站在社火队伍最外围，是县公安局的警察，他们手里捏着对讲机，随时与镇长取得联系。据总指挥、县政法委干部说，这样做是“怕出事”。

按传统，社火表演的组织者是社首、鼓头或老把式，他们是民间社会里的精英人物，有威望、能种地，但不是村长。1999年以后，镇政府为把这个权力要过来，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联络感情，发给每村一条香烟、二斤白糖；二是附带举行发奖仪式，给配合政府行为的社头及其社火队，按照表现程度，分别评一、二、三等奖。政府评奖，意味着村落来年利益机会的多寡，暗示了政府对各村的政治评价、社会地位和经济投入的再调整，是一种行政性的公共资源再分配，农民不敢忽视。所以，以上两种动员方式，是一种官方与社首的利益交换，官方的筹码不轻，农民可以接受，让出耍社火的组织权。由此组成的新社火队叫“民乐园”。

 (二)社火仪式队伍的构成

泾干镇政府组织农民社火游行的动机，是向上一级县政府展现管理地方小社会的政绩。他们认为，最明显的政绩，是应该用政府和民众两个声音来说话表达的，而不是用政府的一个声音说话。而能提供官民合唱的唯一公共舞台，就是每年一次的正月社火。为了实现这个好主意，从我们的观察看，当地人创造了一个戏剧化的社会组织结构，它表现在这次社火仪式队伍的构成上。

 (1)两个权力的合作

在这支社火队伍中，由镇长、下乡干部和公安干警组成外因，这是一个行政权力圈和政治安全圈；由村长(或村支书)和社首组成一个内圈，这是一个民间社会圈和象征表演圈。变戏法的法眼在“下乡干部”，他们是内外联络的中间人，起到沟通行政管理系统与象征管理系统的作用。下乡干部或者与材长组合串队前进，或者与社首组合串队表演，通过调换村庄的“村长”和“社首”的位置，表现出对两个权力系统的区别意识和促成它们合作的方法。

 (2)两个声音的合唱

这支队伍鼓乐喧天、鱼贯穿梭地做行进表演，编队者是县乡镇企业办书记王某，60来岁。编队的原则，是照顾政府和民间两头，把与镇政府关系好的村落社火队往前排，但也让民间声望高的社火队尽量靠前，让两头部高兴。队伍中发出两个错落有致的声音：一是镇政府的宣传车高亢地播放行政领导的声音；一是各村社火队欢乐地歌唱基层的声音。由于陕西有个延安，延安的革命秧歌腰鼓在40年代以后就传到了泾阳；已在民间成为社会主义新文艺的象征，所以在这种场合，它也与泾阳本地的传咖子锣鼓混合在一起，加上一些现代流行歌曲，三者共同组成社火队的歌舞音乐，为老百姓齐心合力地叫喊。乡镇企业的彩车，被分段插入各村队伍之间，由它们唱财神戏，官方和民间都乐意。

(三)游行的路线与时间

队伍的游行路线，是沿着县城主要街区绕行一圈，主要是到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和县政协四个单位表演。表演的时间为机关上班的白天时间，在经过这些单位的门口时，整个队伍停下来表演，这叫拜“四大院”。

(四)节目结构

观察各村社火队的节目结构，可发现能体现官民双方的经济实力。大多数村庄都有彩车开路，表示已进入小康水平。对个别经济条件差的村，镇政府允许他们以陕北秧歌队代替彩车打头阵。总指挥说：“不能装彩车的，决不强迫”；镇长说：“从效果看，(这样)组织社火，干群关系密切了”。

从以上情况看，泾干镇社火的特点有四个：

1．在组织上，由镇政府控制。

2．通过娱乐目标，表现出地方社会的多层级结构。(见上右图)

3．节目构成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行政与象征的结合方式。

4．从仪式全过程看，体现了官方指挥、官方时间、官方综合资源观和官民为了演出耍社火这出“戏”所做出的双向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