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母系部落，走近今日摩梭人

——当代摩梭人生活及经济意识考察

黄建明

       走近摩梭人，考察摩梭人的母系社会，体验摩梭人古朴的民风民俗是我多年的梦想。韩国汉城电视台要在千禧之年把中国有趣的民风民俗从北到南拍个遍，邀请我加盟作“嘉宾主持”，从学术的角度解释有关民俗的文化事象。拍摄摩梭人的生活习俗，是计划中的最后一个站，因我要随时准备接受采访，还要作有关联络工作，无法对摩梭人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作全面的调查，所以我把此行对摩梭人的考察定位在一般生活现象和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对当代摩梭人的经济意识方面。

       我们通过丽江地区领导向宁蒗县打了招呼，接待我们的宁蒗县副县长本身就是摩梭人，他向我们介绍了进入摩梭地区后应注意的问题。

       我们在县城的一个小餐馆里就餐，趁还没上菜，我抓紧向服务员了解有关摩梭人的知识，恰好餐馆里跑堂的两名女服务员就是摩梭人，我感到好奇，母系社会部落里的女人们也出来市场触角啦！两位姑娘好象从我惊异的眼光中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我们是帮人家打工的，算不了什么，现在这个城里我们摩梭人开的餐馆有好几家，还有几个小有名气的老板。”

       不知是县委办公室有意安排或是偶然巧合，我们租用的两辆出租车，有一辆司机就是摩梭女子，恰好我乘的是她的车，该女子大方、稳重、健谈。她是宁蒗县城东边的摩梭人，与位于宁蒗县城西南方的永宁摩梭人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在婚姻方面她们有嫁娶习俗，夫妻组成固定的家庭在一起生活。她老公也是摩梭人，在县财政局工作，出嫁后她也从农村出来当了家属，现在小孩也上小学了，自己买了一辆出租车以开车谋生。她们家在县机关里有很多朋友，朋友们经常帮她介绍生意，所以她的生意要比其他出租车好一些。我看她那朴实的样子，问她是否被乘客骗过。她说：“经常被骗，最惨的一次是从县城拉一乘客到永宁乡，单边是100多公里的山路，到泸沽湖边的落水洞村时，乘客请她下来一齐去餐馆吃过饭再赶路，乘客说没有零钱，请她暂时垫付餐费，等下车后车费连餐费一起付。为了不得罪客人，她照着办了。到了永宁，乘客说只有整钱，等他去商店换零钱再来付费。她看商店只有一道门，想看死这道门乘客是跑不了的。约等了20多分钟，不见乘客来，她去寻找，骗子早就无影无踪了。我给她开玩笑说：“这就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白送了人家100多公里，往返近300公里，还白供了人家一餐饭。”这位善良的摩梭女人不好意思地笑了。

       进入了泸沽湖地界，湖东山顶有个瞭望亭，能俯瞰泸沽湖全貌，亭子离公路约200多米，我叫她们在车上休息（意在帮我们看东西），我们去拍片。可没隔5分钟，她俩也跟随我们到拍片处来了。我问她，是不是怕我们不付车费就跑了，她说：“不会，车上你们的东西比我的车还值钱。”我欣慰地说：“骗子把你教聪明了。”她含羞地笑了。

       俯瞰了美丽的泸沽湖，令人心旷神怡，我们的车驶到山脚，见前面设了卡，堵住了好几辆车，我以为是收过路费，我跟女司机说：“这里又不是高速公路，收什么过路费？”我俩开始了一对一的对话：     “是买旅游门票。”     “我们没时间去旅游，就不买旅游门票了。”“不行。外地人路过这个地方每人都要买45元的门票。”    “那你告诉他们我们要去拍电视，不是去旅游，这门票不能买。”  “不行。如果知道是拍电视的，另外还多收资源费，收得更狠，你千万不要说是拍电视的。”

       为了避免吃眼前亏，我们只有乖乖地买门票了，我觉得这笔费交得冤，油然生起的愉快心情顿时又烟消云散。我怀着不解的心情与摩梭女人展开了讨论：“路过此地的车辆都要堵着买门票，那当地人路过这里也买门票吗？”

       “当地人不买，一上车检查就看得出哪些是当地人，哪些是外地人。”

       “这种办法太缺乏科学性，检票员的主观随意性会不会太强？”

       在市场经济社会里，无论哪个地方，能收钱的地方就收钱，能赚就赚在泸沽湖收门票没有什么非议。问题是费要收得合情合理，让人家心服口服。这个售票站如果不设在公路主干线，挪到进入泸沽湖风景区的落水洞村口，恐怕谁都对买门票一事提不出什么非议。

       落水洞村依居在泸沽湖畔，是泸沽湖和摩梭人地区旅游的代表性的风景点。这个村80%以上的农户都开了旅游旅店，不必担心食宿问题。这些，我们在县城里就听当地领导介绍过。我们的工作需要得到当地领导的支持和帮助，所以需要住到能帮助我们工作的人家中去，经县委办公室主任的指点，我们住进了老村长家开办的“摩梭人家”旅馆。

       老村长在任时，为工作问题与当地的一户汉族发生了矛盾，结果被对方往腹部捅了一刀，后来卸任。此事闹到法院，法庭判老村长败诉。老村长尚在住院，我们无缘见面。

       我们是没有指望得到老村长的帮忙，只有找新村长了。安顿好住处后，请主人家去找新村长，要求我们去拜访他，或者他过来商量拍摄电视之事，去了一个多小时，主人家也没有回话。晚饭时间已到，韩国朋友说太累，不想吃饭，只想睡觉。我独自去“摩梭人家”餐厅用餐。山里人家开的餐厅没有菜谱，所有的菜都放在桌案上，由客人指着菜告诉厨师什么炒什么就可以了。这样反而比城里的餐馆说的天花乱坠，花里胡哨的菜谱方便多了。我点了只有在山村里才能吃得到的两菜一汤，呵！这个量可足了。足够四个人吃。这里的米饭不算钱，餐厅里放着三壶摩梭人自酿的酒，也是免费。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假若我的酒友莫福山一同来访的话，今天这餐饭我俩绝对是赚了。依照北京行情，两人进餐馆即便是喝一般的酒，菜钱和酒钱基本持平。我问餐馆的人：“米饭和酒都免费，你们不怕赔吗？”“米是自己种的，酒是自己酿的，花不了多少钱。”也许是吸纳旅客的一种经商技巧吧，按理来讲，这种不计劳动成本的做法是经商的大忌。

       吃过晚饭，主人家告诉我，村里请来了该县最有名的活佛做法，等晚上八点以后村长来看我们，等到九点我又请主人家再次去找村长，主人回话说，等活佛入睡后村长再来看我们。等到十二点还不见村长来，我们也没有傻等了。

       第二天一早，我请主人家再与村长联系，并请告诉村长我们不会占用他更多的时间，让村长找一户人家给我们拍摄就可以了，最多不会超过30分钟。主人家回来后告诉我们等着，村长会来找我们的，一直等到中午11点我们吃过午饭后，直接找到村长家，他们也已吃过饭。村长说，等活佛走了，再办我们的事。摩梭人每家都有个念经堂，村长要去招呼活佛，我要求跟随去经堂看活佛，经堂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活佛没有穿袈裟，着一套当地干部摸样的服装，坐在显要的位置上，我以为是乡干部，问村长：“活佛呢？”“就是这尊。”我与村长站着与活佛说话，我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请教活佛，怕犯忌我不敢与活佛靠得太近，在离活佛一两米的地方铺着一块人造革，很干净，我很知趣地坐了下来，村长马上把我拉起来，不能坐，这是喇嘛坐的地方。这下我明白了，在当地人的眼里，首都来的大学老师，其地位不要说不如活佛，也还在喇嘛之下。我与活佛谈话还不到20分钟，楼下人声鼎沸，接活佛的车到了，村长请活佛下楼，村里大部分人都来为活佛送行。来接活佛的车是一辆崭新的越野三菱。这种六缸三菱在县里只有最高首脑县委书记和县长才有资格坐的，可见活佛在当地是顶尖级人物了。

       送走活佛后，我请村长与韩国导演见面，导演送了手表等不薄的见面礼，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靠泸沽湖边的摩梭人家都盖了摩梭风格的现代化房舍作旅馆，显然不是我们拍摄所需要的风景线，村长带领我们到离湖稍远偏僻角落里还保持着典型摩梭传统民居风格的人家，但这一家的家庭成员结构不具有母系家庭的代表性，接连看了两三户都不符合我们的要求。根据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村长推荐了离落水洞15公里的永宁镇一户摩梭人家，我们请村长作向导观察了这一户人家，其条件基本符合我们的要求，即返回落水洞去取我们的行囊。村长的一冷一热，使我迷惑不解，村长对拍电视的人不感兴趣吗？可我们在老村长家办理入住手续时，见村长忙前忙后地陪云南电视台在院子里张罗着拍片，云南电视台的得知我们的来由后都主动来与我们套近乎，这些村长都看到了的，应该知道我们一行不是等闲之辈。从村长与云南电视台的热情劲看，他并不反感电视人。那么，合理的解释就是云南电视台一行住在村长家开的旅馆，而我们一行另住他处，村长没得到更多的收入，自然不会卖力地为我们办事，甚至久久地把我们凉在一边。悟出这个道理后，从永宁镇拍完回落水洞，住进了村长家开的旅馆，态度显然不同。

       村长把我们带到永宁镇要拍摄的人家后，又带我们到离拍摄点不远的一四川汉族在摩梭人家入赘的人开的旅馆。这个汉族“热情”有余，说电视台来永宁拍片一般都住他家，他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各种要求，提供各种服务。吃过晚饭，天已泛黑，旅店老板领我们到要拍摄的人家商谈有关拍摄事宜，旅店老板说我们只要与对方谈拍摄的内容就行了，费用的事跟他谈就可以了，一再告诫我别给对方谈费用，走时把该付的费用全交给他，由他去处理。对此我沉默不语，他认为我会照他说的去做。我早已明白这些走江湖之人要玩什么雕虫小技了，难道我是哑巴，自己不会跟当事人说明白吗？难道我是傻瓜，会不知其中要玩什么猫腻吗？我们将要拍摄的人家摩梭姓松那米，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家里只见一位30多岁的病号男子，其余全为女性或小男孩。全家弄清我们一行的目的后，愿表示全力合作，我已向她们暗示该付的费用我们照付，不会白忙乎。

       第二天一早，我们扛着机器又到了松那米家，家里比昨晚多了40多岁和50多岁的两个男子汉。那40多岁的男子以前开过私车，跑过运输，他要搞明白我们拍这个电视要干什么？拍些什么内容？在两三天的拍摄期间家里面的牛马牲口等放牧及劳务费怎么办，在表述系列问题时语气不是十分友好。这下我已悟出今日的摩梭母系社会虽说女人当家，但还是男人做主，对重大事情和对外交涉还是要靠男人出面。我说：“拍你们一家人一天是怎么生活的，题目就叫《摩梭人的一天》，决不拍敏感的事，你们说能拍就拍，不能拍就不拍，无论男女老少，同劳同酬，我们拍几天，付几天的劳务费，若需拍摄杀鸡宰羊类的镜头，所用的物品参照市场价，我们一行在主人家搭伙，大家的伙食费由我们承担，一定会把帐算得明明白白，不会让主人家吃亏，但也不能冤枉韩国朋友。这下主人家的面部表情“由阴转晴”，开始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旅店老板对主人家说：“大哥，费用你们就不要管了，到时我会把费用交给你们。”这下40多岁的男子冲着旅店老板莫名其妙地吼起来，把我和韩国人吓得一跳。后来才得知以前有关电视台付给他们家费用时旅店老板玩过猫腻。这么一吼，旅店老板乖多了。导演又要给主人家送厚礼，我告诉主人家这是两块表，两台带计算器的钟、水笔、圆珠笔……旅店老板想抢先接我手中的礼品，他还未及得手，我就把礼品一一分了，唯独没有分给旅店老板。

       交涉花去了一个多小时，金仁喜小姐跟我说，现在是最佳的拍片时间，这些事应该在昨晚说的，他们昨晚跑哪里去了，现在才出来说话，多误事。我说：“昨晚他们走婚去了。”金小姐吓得做出了一副鬼脸。接下来开拍一家摩梭人起床后一天所做的事，这些都是非常直观的场面，用不着我这个“嘉宾主持” 多费口舌，我已确认主人家能基本听懂金仁喜博士那韩国式的汉语，金仁喜也能大约听懂云南汉语后，到镇里找一澡堂冲澡。约11点半，金仁喜一行在我回旅馆的路上一小餐馆里等我吃中午饭，我说主人家知道我们在外面用午餐了吗？金仁喜说知道了。大约两点钟，我睡得迷迷糊糊，松那米家40多岁的男子敲门请我们去吃饭，我说早已吃过了，主人家一下暴跳如雷，狗血淋头地骂了我一通，一副要与我决一雌雄的架势。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离开后是不是拍摄组拍了什么出格的镜头，从主人愤怒的表情，感到问题非常严重了。我马上把金博士叫过来，主人家劈头就问金仁喜为什么不来他家来吃饭。金仁喜说不是已说好了不来吃饭了吗？我看双方都急了，越急越说不清楚。我问金仁喜当时是怎么说的，她说：“我们两点钟来采访。”我问主人当时听到了什么了。“她说两点钟来吃饭，所以我们一家10余人个个饿着肚子一直等着。”我对主人说：“这下问题已经弄清楚了，也许韩国小姐发音不准，把采访说成了吃饭，也许你没听明白把采访听成了吃饭。”听我解释后，双方会意地笑了。

       到了丽江后，我买了有关摩梭人方面的书足有5-6本，抓紧时间阅读，以便应付韩国电视台提出的种种问题。到落水洞的晚上，我一面等村长，一面躺着看书。老村长的侄女可能是从住宿登记簿中了解到我是中央民族大学的老师，大约在晚上九点钟来登门造访。这女孩今年读初三，准备考昆明师大附中，她的愿望是成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我向她介绍了中央民族大学，期待她成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到了摩梭地区后无论与大人或小孩谈话，我都非常注意，生怕犯忌。我请这女同学帮打听香港一学者，这香港人一面教英语，一面调查研究摩梭人的社会，已在摩梭地区驻扎三年多了。女孩告诉我，香港老师就在落水洞村任教，不过已出门，她昨天去爸爸家吃饭时碰上这位老师去永宁了。听说去爸爸家，使我一下紧张起来，如果按某些书上说摩梭人知母不知父的话，这话题肯定犯忌了，我看了女孩一眼，发现没有什么异样，才放松了下来，接着了解了她爸爸及其家庭情况。

       我以为这女孩坦然论及父亲是在外面读书，思想开放的缘故，对于其它人我还是不敢涉及有关爸爸的话题。在永宁镇拍电视时，我们问及这一大家庭谁是谁家的子女，松那米·给汝一一作了介绍，并指着经常跟在他后边的女孩，这是我的女儿，白天都在我这一边，晚饭后才送回去。我看到了，在这母系社会里，女儿知道自己的爸爸；爸爸在公开场合介绍女儿；小孩认识爸爸在这里不是什么秘密，可以向世人公开。

       我们提出要拍摄摩梭女孩的“成丁礼”仪式，虽然是拍电视，但整个过程必须真实。恰好主人家有一15岁的女孩，过完成丁仪式还没有几天，我们提出按照刚过的程序再过一次成丁礼。松那米·给汝说，没有什么困难，有一问题是过成丁礼时，要叫来小孩的爸爸，当爸爸的必须给小孩一百元人民币。我们不好意思叫她爸爸再破费一次钱，我们说拍电视用的钱我们拿。主人家说：“拍完电视后你们不能把钱要回去，否则就伤害了小孩。”爸爸给女儿做成丁礼的镜头拍了两次才完成，每次我们拿200元作道具，假戏真做这样我们共花了400元钱，全家老小都很满意。

       根据我所见的事例，有些书上母系社会的摩梭人“知母不知父”的说法不符合客观实际。事实上，当一对男女要确立“阿注”关系以前，男方要派中介人到女方“求婚”，征求女方父母和亲友的意见，获得同意后男方要送薄礼，备酒菜请女方亲友吃一餐，以此公开表明这“阿注”关系的合法性。以后男方到女方家走婚时不必躲躲藏藏，可以堂堂正正地去大堂里与女方家人往来，自自然然地到女友房里过夜。每过年过节或红白喜事，男女双方家庭还互相请客，其亲戚关系十分密切。男女双方一旦确立“阿注”关系，不能随便再交异性朋友，必须保持“一夫一妻”制。关系一旦破裂，需要提出分手，不至以象封建制度离婚把双方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地步，但对摩梭人来说“阿注”分手也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我们在永宁拍摄的摩梭人家为松那米姓，汉姓为杨。一家三代同堂，具有一定的母系氏族家庭的代表性，松那米家庭成员的性别和年龄结构为：（见下页）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如上所述，摩梭母系氏族社会以母亲为线来计算家庭成员，松那米·毕玛和松那米·都次尔为双胞胎姐妹，松那米·都玛次尔在县城工作，现身份为干部，已在城里成家建立了家庭，所生儿子仍算松那米氏族。

       松那米·阿都和松那米·阿那为姐妹俩，第二代子女均松那米·阿都所生。松那米·阿那由于年轻时的一次意外事故而致残，早已双目失明，所以没有找过“阿注”，没生育过子女。松那米家当家人为年长女性松那米·阿都，但是管家理财的是残疾女性松那米·阿那。我见双目失明的阿那老人经常不停地拨动着佛珠，嘴里不停地念着。阿那老人非常能干，多年来一家人的财都由她料理，包括松那米·给汝跑运输做生意赚来的钱和松那米·都玛开餐馆赚回来的钱都全交给瞎子老人。一个血缘直属家庭赚回的全部钱财交给血缘稍远的人来掌管支配，这对我们外民族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摩梭人信藏传佛教，一旦进了寺庙，当了喇嘛就要脱俗，不再用原姓，要另取法名，松那米一家两代都有人当了喇嘛，进寺后取法名为一史他其、得都批聪两尊喇嘛没有有住在寺庙，两人同住在右耳房的楼上，早出晚归。我们在松那米家拍了三天的电视，都一直没遇上两尊喇嘛，得都批聪是北京高级藏语系佛学院毕业生，现在每个月国家发给的工资约700元左右，在当地来说算为高薪阶层了。

       为了拍到摩梭人独特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生活，我陪导演把松那米家楼上楼下，包括卧室都钻了个遍，在仓房楼上，三头风干了的猪吓我一跳，我不明白摩梭人杀猪后没有开膛如何把五脏取出的，风干了的猪可以说是肢体齐全的猪，但又刮了毛，压扁了形体，绝对是让人见了毛骨悚然的怪物。松那米家每年要杀三头猪，足够吃一年了。

       在我接触过的中国少数民族中，摩梭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是比较高的。如松那米家，有近10匹马，近10头猪，10余头牛，30余只羊，一年打下的粮食几乎够吃两年。一天三餐，几乎每天都有荤菜。摩梭人也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要高于居住在周围的彝族、苗族、普米族、藏族等。我确信，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发达的物质基础会促成先进的上层建筑，落后的物质基础必然是落后的上层建筑。但是摩梭人的社会似乎是另类，在相对发达的物质基础情况下，保持了原始而古老的母系氏族社会，这可谓是摩梭人的神奇处之一。

       在我接触过的众多中国少数民族中，摩梭男子是最潇洒、最舒服的男子之一。在落水洞我们等村长的时候，10余个男子就围着一盘棋整整玩了一个上午，而女人们成群成队地为游客牵马忙着赚钱，有的忙家务、忙找猪菜、忙打柴……在永宁松那米家，女人们一旦没事，趁隙抓紧忙做家务，不见她们闲着的时候，而松那米家三大个男子汉，一旦没事，哥三个各自躺在一个地方，尽情享受着温暖的阳光。我们忙出忙进象似主人，他们无事可做，倒象客人，见了我们反而他们感到不好意思。在落水洞见女人们忙得不亦乐乎，而男人们整天在那里玩得欢，金仁喜博士问我，摩梭男人为什么不去干活？我只好用书中看到得资料来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从表面看摩梭男子很清闲，但实际上不比摩梭女子少受累。不少摩梭男子离走婚的“阿注”家有10公里，有些甚至超过20公里，一个男子天亮离开女方回到自家要3-4个小时，吃过午饭后又要忙着赶到女方家，没有更多的时间干活，但每天来回在路上走7-8个小时，风风雨雨，一辈子如此，绝对比操持家务的女子辛苦，所以男子汉们一时清闲，也得到了社会的宽容和理解。

       我对少数民族古文字情有独钟，知道摩梭人有一种濒危的“达巴文字”，到了落水洞我就四处打听哪个地方有达巴文字。先我以为就要在落水洞拍片，所以与当地老乡相约，请他们划木槽舟送我到湖对岸的村子去拜访著名的老达巴，调查达巴文字及其文献，遗憾的是换了摄制点，我的调查计划也泡汤了。到永宁镇我又打听到离永宁10余里的温泉村有一个年轻的达巴，识达巴文字，也收藏有达巴文献。摄制工作到第二天时进入正轨，一切都很顺利。计划在松那米家拍摄三天就可以完成，第四天吃过午饭后返回落水洞。导演理解我的心情，放我第三天去调查达巴文字。永宁到温泉的三轮“摩的”很多（当地人把用于跑运输的三轮摩托称作“摩的”，把小马车叫作“马的土”），第二天下午我去街上找到温泉村的车，有位汉族“摩的”驾驶员说，他认识该达巴的家，后谈妥付40元包用他一天的车，我再三交代先谈好的条件即通知达巴不要出工，在家里等我，并要求驾驶员第二天早上8点准时到旅馆接我，他一再承诺，一定按我的要求去办。

       第二天我从8点等到9点还不见“摩的”师傅的踪影，到9点半才姗姗来迟，我压住一肚子的“火”，踏上了他的车。温泉村分两个自然村，相隔1公里多一些，到了摩梭人居住区，“摩的”师傅才到处打听达巴家的住所，大概花了近20分钟才找到。我毫不客气地问，昨天我们是怎么谈的？昨天是否找过了达巴？他说不用事先通知，即使达巴下地干活，10来分钟就可以找回来了。到了达巴家，不巧达巴刚走，上山拉木料去了。主人说大约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回来了。“摩的”师傅坐在一边，明知理亏，垂着脑袋，没有吭气。我见他就烦，叫他愿意干嘛就干嘛去，5点钟来接我就行了。

       我估计达巴到2点钟会回来吃饭，饭后弄几个小时可以理出个眉目。达巴文总共才数十个字，我随便翻了一下，达巴文献开本与笔记本差不多大小，每本文献也就20多个页码，且字都写得核桃一般大小，这样花上数小时，可以抄和记一两本文献，通过记下的音、意，再来分析每一个文字的结构，假若5点前还弄不完的话，把达巴接到我住所，加一天晚上的班，第二天上午再整理、核实一下，有望对达巴文说出个门道。经主人家的允许，我在等达巴之时，拍摄达巴的文献和法具。在翻阅达巴文献时，发现里面夹有数张欧洲老太太，一对亚洲年轻夫妻的照片。经访问得知老太太是德国人，70多岁，曾独行来拜访过达巴。那一对青年夫妇是日本人，跟踪调查达巴及该家庭已数年，这对日本夫妇7月份还要来调查。

       等到下午一点钟还不见达巴回来，家人去打听，得知汽车轮胎爆了，可能一下子回不来，我们就开饭了。达巴家有母亲，妹妹和两个侄女，两个小侄女3-4岁，年龄相差这么小，使我感到纳闷，后来得知大女孩是达巴大妹的遗霜，达巴大妹以去世两年多。该遗霜虽然失去了母亲，但得到家人的特别照顾，无论是穿的还是吃的都给予了特别的关照。在摩梭人的母系氏族社会里，遗霜不会成为孤儿，更不会发生因婚姻离异而造成社会问题。文明社会里棘手的社会问题在这里都不存在，这是母系氏族制度的优越性，也是这种制度能以沿袭至今的原因之一。

       电视摄制工作异常顺利，提前完成了拍摄任务，受导演之托，送我的那位“摩的”驾驶员大约3点左右就来接我准备返回落水洞村。可此时我连达巴的影子都没有见到，我带着遗憾，带着失落，坐上了“摩的”，我没有搭理驾驶员，静静地思考着如何收拾这不负责任的王八蛋。回到旅馆，我收拾完行囊准备上车，“摩的”驾驶员过来说：“我俩算算帐。”我说：“该‘算帐’的时候了，我说的40元一定照付，但由于你的不负责任，给我造成的损失应该由你来负责，这样才对我公平。”“摩的”驾驶员一下吼起来了，招来很多围观的人，包括韩国电视台的一行。“摩的”驾驶员急得在那里发抖，我平静地向围观者陈述了我与“摩的”驾驶员达成的“君子”协议，叙述了后来发生的一切，并表达了我将要用法律来讨回公道。人一旦发生了矛盾，就会千方百计地找很多歪理邪说，欲制服对方而后快。我也不例外，提了一堆非常好笑，但让人听起来又合情合理的理由，我慷慨激昂地向围观者说：“我是专门从北京来调查达巴文的，由于“摩的”驾驶员的不负责，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今天是讲法制的社会，给人家造成损失是要赔偿的。我从北京到昆明的往返飞机票3,000元，从昆明到丽江的往返飞机票1,000元，从丽江到永宁的往返汽车票300元，我的误工和食宿费3,000元，加上精神损失费，总共11,111元。”围观者一片哗然。我当众拿出50元人民币给“摩的”师傅：“这是你应该得到的，不过你回去以后准备接受法院传票。”“摩的”师傅扔下一句很臭的话溜了，我请松那米·给汝将50元人民币转给他。

       导演劝我留下，继续作我的课题调查，他们还要在丽江停留三天拍摄古城，到时来赶他们就行了。我清楚我此行出来是干什么的，要主次分明决不能为自己的兴趣而影响了正当的工作，再说事情已闹到如此糟糕的地步，留下来也没有多大的意思了，即便了解达巴文，我也会另选择一个地方。

       返回落水洞为的是拍摩梭人篝火晚会的镜头，村民们现在以旅游业为主，为了游客，每天晚上都要组织篝火晚会。由于常年如此，村民们已没有内在的舞蹈激情，完全是为了应付。经村民们协商决定，每天晚上每户派一名代表参加篝火晚会，为游客们表演，地点是村里庭院较大的人家轮流，游客进去观看需要买10元一张的门票。我所到的摩梭村寨青年男女，特别是小孩一般不穿摩梭服了，只有用民族文化与外人等价交换时才穿起那美丽的摩梭服。

       就要告别这神奇的地方了，市场经济之风已吹到了粗犷的摩梭山峦，市场经济意识回荡在充满柔情的泸沽湖和母系氏族社会里，为此，我为这方土地、这方人感到欣慰，但更多的是期待，期待着古老的社会形态里让更新的观念出现；在古老的社会中让市场经济的运作更加规范；使古老的母系氏族文明与现代文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再创造人类一个新的奇迹。

                                                                                                                200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