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作云〈1912一1978〉,字雨庵,汉族,辽宁省复县西海村人,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历史学家。孙作云出生于1912年正月初六〈公历2月23日〉。闭塞的山村,保留着许多古老的遗风遗俗,诸如跳大神〈巫术〉、打单鼓以及岁时节令风物,孙作云自幼身濡目染,印象深刻。1918年2月〈7岁〉就读本村小学,1924年12月小学毕业。翌年春,考入复州城内复县初级中学。1927年11月间,孙作云对学校处分学生不满,参与学生罢课,遂被除名,经过自修和补习之后,1928年（16岁）考入沈阳东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冬夏不辍,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方面的著作，受到新思想的熏陶,对左翼新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粗浅地认识到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孙作云曾担任附中校刊的编辑。

1931年7月〈19岁〉,孙作云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北大学附中，学校特准免试升入东北大学。但是,孙作云孑然一身来到左翼作家的诞生地上海，考入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不久，爆发了震撼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白山黑水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孙作云热血沸腾,参加罢课示威，抬棺游行，走出课堂,到街头宣传,四方募捐,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1932年1月28日,日寇武装进攻上海,激起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抗日的壮举,复旦大学学生组织义勇军,孙作云毅然投笔从戎,加入十九路军,在翁照垣将军率领的138旅担任组织民众、为前线杀敌的将士运送弹药给养的任务。战局的急剧变化,“学生军”解散了。孙作云乘船回到老家,1932年4月与徐桂芳女士订婚。是年金秋,考入北京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孙作云跟随闻一多先生学“国文",选修《楚辞》,师生三人相对而坐,上课如同座谈。半年之后,读完《天问》,它为孙作云治学奠定了一块基石。在连续听了闻先生两年的《楚辞》课,又读到闻先生的《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后,有所触发,认为《九歌》的山鬼也是高唐神女,山就是巫山,鬼就是神女,《九歌、山鬼篇》就是楚国宫廷祭祀先妣或高媒的乐章。闻先生听了这个意见之后非常高兴，在1936年4月3日致游国恩的信中说,“清华学生孙君顷撰《九歌山鬼考》一篇,大意谓山鬼即巫山神女,列证甚多,大致可信"。在闻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第一篇学术论文《九歌山鬼考》刊载在1936年《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孙作云是当时清华园中有名的书呆子,担任过《清华周刊》杂志的编委,1935年5月发表《论现代派诗》,并发表许多新诗作品,

1936年〈24岁〉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秋天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导师是闻一多先生。这一时期,孙作云主要致力于《九歌》研究,发表的论文有《九歌司命神考》、《九歌湘神考》〈此文为大学毕业论文〉、《九歌非民歌说》,译有青木正儿《楚辞九歌之舞曲的结构》孙作云的学术研究是从《九歌》发轫的,古代的祭祀,与其阶级地位相适应,《九歌》中的天神,地祗不是普通百姓所能祭祀的,于是提出《九歌》是楚国国家祀典的乐章,“这种学说成为《九歌》研究中影响很大的流派",孙先生沿着闻氏的治学途径,把《九歌》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清华校园,炮声、飞机声隆隆震耳。7月19日,孙作云送闻先生回湖北浠水老家后,闻讯祖母病故,于9月29日奔丧故里,终止学业。1938年7月重回北京,在“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任编纂参与,进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工作,历时三年有余,编成《经类·诗经类目录》、《史部·金石类目录》各一本,助编《子部·艺术类目录》一本,补写《史部·地理类·方志之属》东北县数篇及《子部·艺术类·食谱之属及游戏之属》提要,10余篇。

1941年秋,孙作云受聘于北京大学文学院,任讲师、副教授《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民俗学》、《楚辞》、《中国古代史》诸课。此时,除撰写《九歌东君考》（1941年）外,全部精力集中于史前史的研究,主要著述有：《蚩尤考—中国古代蛇氏族研究》（1941年）、《夸父槃瓠犬戎考》（1942年）、《飞廉考一中国古代鸟族之研究》（1943年）、《鸟官考一由图腾崇拜到求子礼俗》（1943年）、《饕餮考一中国铜器花纹之图腾遗痕之研究》（1944年）、《后弈传说丛考—夏初蛇、鸟、猪、鳖四族之斗争》〈1944年〉、《中国古代鸟氏族诸酋长考》（1945年）、《说鸱尾一中国建筑装饰上图腾遗痕之研究》〈1945年〉、《释姬一一周先祖以熊为图腾考》〈1945年〉。1957年重写时改名《周先祖以熊为图腾考》〉、《泰山之礼俗研究》〈1942年北京大学铅印讲义本〉。“八考"之中多发前人所未发,用图腾崇拜去探索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底蕴,论证了蚩尤以蛇为图腾,商人以燕子〈玄鸟〉为图腾,周人以熊为图腾,我国古代史的“三代"是由三个氏族发展扩充而来的,对我国氏族社会的图腾制度,具有开拓性研究。由于从事图腾制度的研究,许多朋友戏谑孙作云谓“孙图腾”。孙作云从《九歌》漫延到神话传说、民俗的研究,不能不归究于学生时对《九歌》的研究。《九歌》是一篇抒情诗,它所描写的许多神祗,既具有神话的研究价值,又与古代的祭祀典礼相关联,也具有民俗学的研究价值。因此《九歌》的研究促使孙作云旁及神话传说和民俗学的开拓。

此间,孙作云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课,在中国留日同学会出版的杂志任编辑,有一次孙作云请齐白石画一幅螃蟹,暗喻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横行霸道,用做目录插图,因此招致祸端,与上司吵架,愤然离职。为度日糊口,曾在中学兼教国文,略补生活的艰窘。

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孙作云喜悦异常,1946年至1949年,应聘东北临时大学补习班,东北大学、长白师范学院中国文学系副教授,讲授《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楚辞》、《诗经》、《中国新文学研究》等课程,同时还担任沈阳博物院研究员,主编《历史与考古》、《国立沈阳博物院汇刊》,编辑出版《辽海引年集》〈即纪念金毓黻先生60寿辰的论文集〉,1948年随博物院迁到北平,兼任中国大学教授。

1946年7月15日,昆明发生闻一多先生被刺的惨案,孙作云在《忆一多师》一文中说,“他认为我是一个可以继承他的衣钵的人",1938年12月1日闻一多曾从昆明写信给孙作云说：“在学生中没有比你更了解我的,做学问如此,其他一切莫不皆然”。闻一多惨案发生后,对孙作云人生道路的选择是一个大的转折点,

1946一1948年间,孙作云继续从事神话传说、民俗和《楚辞》的研究工作,著有：《说丹朱一一中国古代鹤氏族研究、说高？（跷）戏出于图腾跳舞》〈1946年〉、《说羽人一一羽人图、羽人神话、飞仙思想之图腾主义的考察》（1947年）,在《东北民报》〈沈阳〉上连载《年前年后一一从民俗学上考察年节》〈1947年〉《三月三起源》〈1947年〉、《离骚正文的推测一一离骚主义与文貌之复原》〈1948年〉等。

1948年年底,隆隆炮声预报古城的春晓,孙作云兴致勃勃地向学生讲《说秧歌》〈未刊稿〉,

在鼓楼沙井胡同五号住宅，每天都有许多学生来访。这时孙作云拒绝国民党“胁迫南迁”,迎来了1949年1月31日北京的解放。

不久,孙作云把长子送进革命队伍,5月间,怀着“由新生活来改造旧思想，更以新观点来批

判旧学问,或创造新学问”的心情,投身革命,入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1950年3月调进北京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工作，任设计员，承担中国通史展览的设计工作,提出在原始社会的陈列中,应将我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与图腾信仰列为辅助材料的设想,本年加入中国史学会,与张政烺、李光壁等先生发起与创办《历史教学》杂志,任编委,1951年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我国建国后最早的史学刊物之一。1952年应聘调至新乡市的平原师范学院〈今河南师范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两门课程。全国院系调整后,孙作云执教于河南大学历史系,主讲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历史文选、《诗经》选读等课程。孙作云还担任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史学月刊》编委、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第四届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解放后,孙作云经过政治理论学习,掌握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学习,认识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促进了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发表许多论文,如《从上官大夫夺稿说到屈原因〈离骚〉而得祸》〈1952年〉、《屈原在楚怀王时被放逐的年代》〈1953年〉、《在历史教学中怎样处理屈原问题》〈1954年〉、《论〈国殇〉与〈九歌〉的写作年代》〈1956年〉、《〈大招〉的作者及其写作年代》〈1957年〉、《读〈史记·屈原列传〉》〈1959年〉、《屈原的放逐问题》〈1961年〉、《楚辞〈九歌〉之结构及其祀神时神、巫之配置方式》〈1961年〉、《离骚的主要错简》〈1962年〉、《从离骚的写作年代说到惜颂、抽思及宋玉九辩的相互关系》〈1962年〉、《汉代司命神像的发现》〈1963年〉、《九歌与民歌的关系》〈1963年〉、《从天问看夏初建国史》〈1978年〉、《屈原及其作品编年》〈1979年〉、《论楚辞天问对于我国上古史研究的贡献》〈1979年〉、《说九歌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1980年〉、《屈原和河南》〈1982年〉、《秦诅楚文释要》〈1982年〉、《楚辞天问与楚国庙壁画》〈1983年〉等20余篇。四十多年来,楚文化始终是孙作云研究的主要课题,用力最勤,占全部论文约三分之一,是获得成就最大的一个领域,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自励,孙作云的书斋取名“楚风堂",表示自己以楚辞和诗经为毕身从事研究的志向。

1966年“文化大革命"伊始,孙作云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横扫"到“牛鬼蛇神"之列,在险恶的条件下,仍孜孜不倦地奋力求索,毫不气馁。1974年的盛夏,全然不顾溽暑之苦,着笔早在四十年就立意写的《天问研究》,在致史树青先生的信中说:“因注天问,专心致志,苦思冥想,思与屈原神会",洋洋30万言的《天问研究》竟然不到一年的功夫便脱稿了。先生根据屈原的其他作品,根据历史事实,根据考古发现的材料,对《天问》进行了全面地系统地研究，多发前人所未发。在闻一多先生之前,向来无人认为有错简，闻先生只揭发“吴国争光,久余是胜"一条,郭沫若先生只指出“优匿穴处爰何云,寤过改更,我又何言"但未及其他，而孙作云改正了今天《天问》顺序的三分之一，凡30余句，把散落在夏、商、西周各代的错简整理出来，使天问春秋七章自然归成一组,各得其所,前后文义连贯，面目一新。孙作云对错简的整理,不仅有内证〈屈原作品本身证明〉,而且有考古学上的证明,即用徐州画像石、吉林辑安通沟壁画墓、山东武梁祠画像石的材料,为恢复春秋七章提供了铁证。对于古代的神话传说,采用民俗学的方法进行剖析“伯禹腹鮌"是父系氏族社会产翁制的遗俗,揭发众说纷纭的千秋疑案。孙作云撰《屈原传》〈未刊稿〉之后,决意沿着屈子所走过的道,访古寻幽,考察山川风物,体验屈子的章句,然终未能如意。

在《诗经》的研究上,是孙作云获取重大成果的一个领域。从五十年代开始,史学界讨论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孙作云以《诗经》为基础,旁证其他材料,从分析反映土地制度〈公田与私田〉和剥削的形式的诗入手,说明西周如何从封建领主进入地主制的过程,考证周人在原始社会以熊为图腾,从后稷起进入父系氏族公社,到公刘时代已进入阶级社会,文王之世已进入封建社会。先生又用民俗学的方法去分析《诗经》,发现23首恋歌的奥秘,它们都与上己节〈三月三〉祭祀高媒、祓禊的民间风俗有关,先生又从《大雅·桑柔篇》的研究中证明了厉王奔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奴大起义,范文澜先生读到这篇文章后来信说：“为西周封建论添一支援军，”“从《大难·桑柔篇》找到证说,是一个新发现。我好久不在这个问题上用心,得读大著,觉得新鲜可喜,陈陈相因,了无新证言论,实厌见庆闻也"。孙作云把研究《诗经》的十五篇论文辑入《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一书中,28万字,196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他的研究及其所用的方法与闻氏一脉相遇,不过更偏重于史学而已。"此外还发表了《诗经的史料价值》〈1956年〉、《从读史方面谈谈诗经的时代性地域性》〈1957年〉、《说豳在西周时代为北方军事重镇〈兼论军监〉》〈1983年〉等论文。

七十年代,我国相继发掘出许多汉代壁画墓、画像石墓,孙作云以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和楚文化的雄厚功底,进而去探索它们的内涵,认为汉代人主要迷信是升仙与打鬼,因而有人称孙作云是“打鬼教授"。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有《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画幡考释》〈1973年〉、《长沙出土的汉墓帛画试释》〈1973年〉、《马王堆一号墓漆棺画考释》〈1973年〉、《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傩仪图》〈1977年〉、《洛阳卜千秋墓壁画考释》〈1977年〉、《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画像石墓雕像考释》〈1978年〉、《中国古代器物纹饰中所见的动植物》〈1980年〉、《洛阳西汉壁画考释》〈1987年〉等。1973年5月在日本东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画像石、碑帖拓片展览"上,孙作云为河南博物馆选展汉代画像石五十幅拓片,一一写出解说词,作了默默无闻的贡献,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孙作云对画像石、壁画墓中的神怪画,与古代的礼俗相融合,与神话传说相贯通,见解独到。

在“文化大革命"中,孙作云被赶到农场劳动两年有余,遭受许多劫难,粉碎“四人帮"后孙作云欣喜若狂,努力搞好教学,勤奋著述,向学校提交《关于政教、语文、历史互为副系的意见》,对教学体制改革提出看法,重新制定出科研规划，力争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内,做出新的贡献,要

超过外国人，为中国人争一口气!我们有这么多丰富的典籍，就应该创造出无愧于前人的研究成果！

1987年3月23日在“十年研究规划”中说：“两年内,整理出夏史研究，写出中国人民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中国国家出现史，为我国的阶级社会史作出贡献"。谁知正在科学的春天到来之际，孙作云积劳成疾,于1978年5月23日溘然辞世，终年66岁。孙作云一生中为我们留下两本专著,八十余篇论文以及大量的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