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惠〈1894一1985〉,字维钧,笔名常悲、为君,北京人,著名民间文艺学家。

常惠早年在北京法文学堂、北京大学预科和法文系学习,1924年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兼任孔德学校教师。1922年至1925年负责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编辑。1927年到古物保管会、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工作,曾参与了河北易县战国时期燕下都,陕西宝鸡斗鸡台秦墓群的考古发掘和北京庙宇的调查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任伪职,教小学糊口,遭伪警察局速铺,出狱后到四川乐山故宫博物院负贡内迁文物保管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北京,在故宫博物院主管展出事宜。1958年退休。退休后参加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的筹建工作,被聘为鲁迅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歌谣学会的顾问。

他精通法文、中国古典文学,曾协助鲁迅《中国小说史》课搜集材料,如搜集《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正续小五义》,负责讲义的印发和校对,为《中国小说史略》一书的出版出了力,应鲁迅之约常惠翻译法国莫泊桑小说《项链》,附在《苦闷的象征》一书中。

他思想进步,参加了“五四"运动。以后参加了北大新闻学会、未名社等组织。曾为营救未名社的李霁野、台静农出狱而奔波,并不顾个人安危给范文澜送信,使范免遭逮捕。北京解放前,为保护故宫文物,常惠曾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退休后热情接待各地来访的鲁迅研究者、民间文学工作者、曲艺工作者、民俗学工作者等。对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表现了衷心的拥护和爱戴。

常惠对我国歌谣学、民俗学、俗文学、文物工作、鲁迅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但最突出的是歌谣学和民俗学方面。现将他在歌谣学方面的贡献简述如下：

一、编辑《歌谣》周刊。我国歌谣学运动,是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于1918年初由刘半农〈刘复〉,沈尹默等发起成立“北大歌谣征集处“开始的。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的《北京大学征集近世歌谣简章》、蔡元培表示支持的《校长启事》以及《北京大学日刊》辟“歌谣选",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晨报副刊》、《新生活》、《妇女杂志》等纷纷选登歌谣并刊登有关理论文章。“五四"运动后,刘半农、沈尹默出国留学,歌谣学工作一度停顿。正在北大学习的青年学生常惠,在北大日刊刊载歌谣时,就对歌谣学运动予以关注,与刘半农通信讨论歌谣问题,此时给北大国文教授会写信促成了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成立和《歌谣》周刊的创办。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1920年12月15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联名启事中也说：“适值得到常维钧先生的来信,所以我们决定发起一个歌谣研究会"。1922年9月歌谣研究会开会时常惠提议出歌谣刊物,由于他“主张最力",大家就推他“担任编辑的事",于是由一名青年学生常惠和著名教授周作人共同担负起了《歌谣》编辑出版的重担,实际上大都是常惠在学习业余时间干的。

他一个人看稿、编辑、校对、跑印刷所、复信、搜集、写文章,对《歌谣》周刊的版面、栏

目等都进行了统筹安排。如为了提高大家对歌谣的认识,设了“研究"、“讨论"栏,为了提高理论水平,议立了文章“转录"、“译述"等栏。他还组稿,编辑出版了一本《歌谣周年纪念增刊》专刊。大大推动了歌谣的搜集和研究工作。1925年《歌谣》周刊出至第97号停刊,并入新创办的文史多科学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以后又改为“月刊",常惠继续为“歌谣"等有关栏目出力。魏建功对他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和很高的评值：“常惠先生,他是这个刊物培壅调护最辛勤的拓荒者。打开头几期来看,简直他在唱独脚戏,为了引导朋友们审慎认真的整理和采集歌谣,写出好几篇方法讨论的文章,现在看来还是有意义的"。

二、采风搜集。唱本、剪贴画、鞋花样、折扇等等,他都搜集,但从他本人的有关文章提供的材料看,歌谣之采集最突出。他和小朋友一起：“跳绳、走桥和唱那一切的歌儿",到亲戚家里、到街头巷尾去访问,请老太太、小朋友、乞丐、耍耗子的艺人唱,深入下层采风,搜集到了大量的第一手的歌谣、谜语、谚语、俗曲等。顾颉刚在给李萨雪如女士《北平歌谣续集》写的“序"中,曾希望早日看到常惠搜集的两千首歌谣的出版。容肇祖在1928年5月写的发表在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15一18期上的《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一文中说,当时北大歌谣研究会“已褒辑成书的"十一种歌谣丛书中就有常惠的《北京歇后语》、《谚语选录》、《北京歌谣》、《山歌一千首》、《北京谜语》五种。可见其搜集数量和品种之多了。除了在《歌谣》、《少年》、《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过他一些歌谣外,他拟出版的书稿,因当时的客观条件终未能与读者见面,后来丢失,令人惋惜。

三、探索、研究。实际上他在歌谣研究上所做的努力和成绩绝不次于前二者。早在1918年,他就与刘半农等以通信的方式讨论歌谣问题,一直到他晚年从没停止过对歌谣的研究。《歌谣》周刊从1922年创刊起就把研究歌谣放在重要地位。在创刊号上沈兼士写的《歌谣周刊缘起》、周作人写的《发刊词》之后就发表了常惠写的占了四分之一版面的《对于投稿诸君进一解》的长文,他说《歌谣》周刊每星期“必有几首歌谣和研究的文章登出来,为引起大家的兴会来研究",在《歌谣》周刊上设立“讨论”、“研究"、“转录"以及发表有关来往信件等来提倡和推动研究歌谣。突出表现在下面两点：〈1〉歌谣价值的探讨。《歌谣》周刊在《发刊词》中已经提出了搜集歌谣有学术的、文艺的两种目的,已揭示出民间歌谣在学术上和文艺上的重要价值。这种认识在周作人常惠负责编辑《歌谣》周刊的过程中得到了具体的贯彻。常惠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中认为歌谣“多半注重在音调上"以及《“子"和“儿"的问题》一文的阐述中,就是从文艺和音乐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而《歌谣中的家庭问题》一文则从歌谣的内容上探讨了它的认识作用,从歌谣中所表现之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姑嫂关系等,反映出了旧社会妇女被歧视受虐待的情况。〈2〉研究方法的讨论。他主张从文艺上、音乐上、民俗学上、社会学上等等对歌谣进行多方面的综合性研究,认为“歌谣是民俗学中的主要分子"在收到、接触到众多的歌谣和其他来稿中,他越来越感到歌谣和谚语、谜语、民俗学等的密切关系。他去请教鲁迅,鲁迅说：“《歌谣》周刊的范围狭窄了,要放宽,群众生活中流传下来的民俗、文艺作品都要整理研究"。很快采纳了鲁迅的意见。《歌谣》周刊《发刊词》说,“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常惠越来越感到有成立民俗学会的必要,乃首先提出此倡议,开筹备会时张竞生提用,“风俗"不用“民俗"字样,于是在1923年5月24日成立了“风俗调查会"。常惠1982年在《北京民间儿歌选·序》说,“各类儿歌在每首歌词下都有详细解释,如哄耍儿歌,有的说明母亲怎样教小儿动作，再如游戏儿歌,也注明怎样动作,怎样一面游戏一面唱。这些说明能够把唱词的活泼欢快的语气显示出来",特别突出的是他在比较研究上所做的努力。《歌谣》周刊《发刊词》已提出：“即普通大同小异的歌词,于比较研究上也极有价值,更希望注意揭示"。接着在《发刊词》后面就是他写的《对于投稿诸君进一解》,在该文中他列举了十种“隔着竹帘儿看见她"不同地区的异文进行了比较研究,《发刊词》是号召,这篇文章所谈则是一种示范,以后,在《歌谣》周刊上刊登了不少这类的文章,后来董作宾《看见她》的出版就是在他倡导影响下的成果。1982年,他在《北京民间儿歌选·序》中特别提到,“将搜集的文字不同的儿歌,排列并存,或附文说明,这就有助于研究比较"。

此外,他对歌谣与文人作品的关系问题〈《歌谣》周刊第2、3号〉,歌谣的分类问题〈《歌谣》周刊第17号〉等发表了意见。为了探讨歌谣的起源,他还翻译了《歌谣的起源》一文〈《歌谣》周刊第4号〉。

搜集歌谣,他主张“非得亲自到民间去搜集不可"。认为书本上所记“多少总有点润色的地方,那便失去了本来面目,体察不到歌谣的声调、情趣之美。他在《歌谣》第4号上给卫蔚文的复信中,强调“研究‘民俗学’就是采集民间的材料,完全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她"。

歌谣学运动是我国民间文学、民俗学、俗文学几种学术运动的开端,是一种开拓性的事业,《歌谣》周刊是它们的第一个专门性刊物。常惠在歌谣搜集、研究、办刊、成立歌谣研究会和风俗调查会的倡导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业艰难,在开拓工作中一些见解的偏颇或错误是难免的。

他思想进步,思想活跃,富有开创精神,待人平易近人,拥护中国共产党。他在《贺中国民俗学会》中说：“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推动了各方面的工作",“由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发展到今天的民俗学的研究,这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研究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往前迈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