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民众，贴近民生，再创辉煌

——《民俗学刊》发刊词

叶春生

发韧于20世纪初的中国民俗学运动，经历了风风火火的将近一个世纪的洗礼，借助于近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方步入可与世界民俗论坛对话的时代，用钟先生的话来说，它已“到了成人期”，“中国民俗学已经正在接近世界的民俗学”，为了“有利于本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他呼吁：“要建立中国的民俗学学派。”[1]这是钟老的殷切期望，也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回顾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历史，如果从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61号发表由刘半农拟定、校长蔡元培批发的《北京大学征集我国近世歌谣简章》算起，确已有8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1927年11月由中山大学的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等发起成立的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算起，也有70多年了。民俗学史家王文宝先生把我国民俗学发展分为三大时期，即1918—1927的“发端与开拓时期”，1927——1949的“奠基与开展时期”和1950至今的“新兴时期”[2]。就中对“奠基与开展时期”评价很高，认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为我国民俗学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广州成了我国民俗学运动新的中心”，“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的历史功绩，赫然彪榜于史册”。日本学者直江广治也说：“由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蓬勃发展，使民俗学进入科学研究的轨道。”[3]③

顾颉刚先生在《民俗》发刊辞上喊出了时代的口号：“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这可贵的“民众”精神，正是当时“五四”民主、科学精神的反映，也是《民俗》的创业者们克服各种困难的动力。历史的车轮转到了今天，半个多世纪过去，我们是否完成了先辈们提出的任务，完成了历史的使命?没有!远远没有!我们离民众还很远，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理，他们的呼声，他们的歌谣、谚语，我们能真真实实反映的也还不多，不说像日本柳田园男那样带着“日本农民为什么穷”的问题来打开民俗研究的天地的人不多，就像顾颉刚先生那样，用中国人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感情、自己的人生理念来做《孟姜女故事研究》，像江绍原先生那样，精细地做些“发须爪”的迷信研究的人也很少。西方民俗理论的引进，使国人找到新的理念，新的方法，也带来了浮躁的作风。有人生吞活剥几个词以炫耀自己渊博，有人以“洋瓶装中酒”来权充自己的成果，这种情况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过，八九十年代又热闹了一阵，都经不住历史的考验。要建立中国的民俗学派，还得有自己的东西，就是要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方法，针对自己国家

具体的民俗事象作出的结论，有别于他国的民俗学，也就是钟老所说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这并不是说中国只能有一个民俗学派。我国56个民族，各有不同的民俗文化；汉族各人群社区的文化差异也很大。广东的广府、客家、福佬三大方言区，语言、民俗各异。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思想、方法和研究习惯，形成一定的流派，但现在还没有。谁能用一两句话概括出中国民俗流派的特点?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谁?学院派、跃进派，都还没有形成，正需要我们去努力，去建树。

钟敬文先生指出：“中国民俗学的旨趣和目的，主要是清理中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财富，增强国民的文化史知识和民族意识与感情，运用民俗科学的知识资助国家新文化建设的科学决策，以及通过自己的整理、研究成果丰富世界人类文化史与民俗学的宝库。”又告诫我们：“民俗学者不能没有民族情感，要从民族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去选择学术道路，才能达到较高的造诣。”[4]这些精神都与早期中大《民俗》周刊一脉相承。作为中大民俗学会的传人，我们要宏扬的就是这种精神。

它要求我们去关注民众，贴近民生。去反映他们的心理、愿望、呼声，帮助他们提高文化，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使民俗文化的发展与现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并行不悖。岭南文化素有开放兼容，经世致用的特点，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一翼，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俗文化，更应该发扬这一传统，在经世致用上下功夫，凸显民众与民生的聚焦点，使这门本自民众的科学更好地为民众服务。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人已经意识到达一点。就广东来说，许多民间诞会得以恢复，广州的波萝诞、悦城的龙母诞、官窑的生菜会、小榄的菊花会，还有增城的荔枝节、阳江的风筝节，广州还办起了民间艺术欢乐节等，使许多涅没已久的民间艺术得以重见天日，潮汕的英歌舞、化州的跳棚、吴川的貔貅上牌山、东海的人龙舞等，先后被挖掘整理出来，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搞活了经济，各地也紧紧抓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个纲，使民俗与旅游联姻，提高旅游的文化品位，也使民俗的复兴找到了经济支柱。但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这些诞会的复兴不仅仅是“唱歌跳舞做买卖”，如果没有深沉的文化底蕴，没有更高的理想寄托，只是某些领导头脑发热，用行政的手段办起来的一些所谓的“节”，肯定是没有生命力的。什么“大蒜节”、“辣椒节”、“豆腐节”、“禾花雀节”，注定是短命的。广东民间艺术欢乐节也几易其名，什么“艺术旅游节”、“旅游购物节”，可见主事者心中没底，没能抓住它的文化内核，办得很艰难，弄不好也是要天折或者变味的。这里面牵涉到许多问题，从民俗学的角度讲，首先要探寻一下民间节日形成的规律，它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这就是把一个民族、一个社区的居民共同体凝聚在一起的文化迫力。民间节日的兴衰，就取决于它本身所包含的意义和具体可感的事象是否能激发人们不同的审美机能，使不同层次的人得到不同层次的满足，而且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快感，而是某种理想境界的达成。

我们民俗工作者的任务，就是通过我们的参与研究，帮助决策机构寻找一个切合点，既展示民俗的魅力，又助旺旅游的市场；既宏扬了文化，又振兴了经济。人家看到了民俗的力量，才不会忽视我们的存在。我们关注了民众，民众才会关注我们；贴近民生，民俗才有生气。不要像出土文物那样，只中看，不中用。

岭南地区特殊的人群结构产生了许多特异的民俗事象，站在改革开放前列的广东，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民俗事象。我们要把这些民俗事象，有道理的，没道理的，都搜集起来，整理出来，加以分析研究，好的东西就交予主事部门推广应用。但切勿急功近利，要得到真正的好东西，一般的田野调查还不够，要亲身参加，全情投入。要以民俗先辈们的执着的学术追求，精细的务实作风，拿出高品味的著作来。我们的刊物和丛书，正企盼着大家的成果。

十五年前，我曾欣喜地多谢改革开放给中文系带来的生机，用中文刊授给我的兼职酬金，内部出版了两期《民俗》，得到了钟敬文、罗致平、王季思、楼栖等前辈及同仁的大力支持。当我把第三期编好准备付印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人怀疑我用公款来办“私事”，差点蒙受了不白之冤。但我始终相信，“民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十年过去，终有一位不愿扬名的有识之士，默默地支持我们出了三期，使新编的中大《民俗》出到了第5期。今年5月，学校正式批准我们成立了民俗研究中心，又得到东莞、广州的领导和企业家的资助，我们的《民俗学刊》终于公开出版了。我不敢欢呼，因为不知道她能支撑多久。但我相信一条：民众的事情依靠民众来办，其生命力是无限的。同志们辛勤笔耕的成果，一定不能让它埋没。

    愿《民俗》永生!

摘自《民俗学刊》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