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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慧英]学术自传
2018-12-22 11: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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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慧英]学术自传


 
1981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学会在丹东召开筹备学会成立的会议,那时中国民俗学界的老前辈钟敬文、杨堃、杨成志等还都健在,当今民俗学界的多位著名教授还都正值当年。作为他们培养的改革开放后最早一代的民俗学学生,我参加了拨乱反正以后的第一次民俗学学术会议,并发表了《满族祭祀神杆考》论文。在那次会议上,我受到了各位长者、专家的关怀鼓励,确定了今后的人生方向。由于他们支持和鼓励,我继续在民俗学领域学习,完成了硕士学业。1985年我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从此一直在社会科学科研领域耕耘不断。
萨满教是一种国际现象,世界上许多所谓“原始”的族群其宗教信仰都是萨满教,在后来发展的各个世界性宗教中,仍或多或少保留些萨满教的元素。我国萨满教信仰历史悠久,直到现在仍旧在很多少数民族中保留遗迹,萨满教曾经乃至至今仍旧在他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萨满教不但是重要的国际性的研究领域,也是中国民族宗教和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也许是由于我的早期论文《满族祭祀神杆考》促使我在萨满教调查和研究领域有极大的兴趣,这也使得我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一批从事萨满教研究的科研人员。1985年以来我先后走访了东北、内蒙古、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考察萨满教的遗留情况,先后出版了《满族萨满教研究》(与富育光合作)、《满族萨满文本研究》(与宋和平合作)、《尘封的偶像——萨满教观念研究》、《萨满英雄之歌——伊玛堪研究》、《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研究》等著作,以及《达斡尔族斡米南仪式的观察与思考》、《罗关家族龙年续谱祭祖考察报告》、《满族石姓龙年办谱祭祖考察报告》等考察报告。这些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同其他学者的科研成果一道,对我国萨满教学科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我还深入到西藏、青海、甘肃等地考察藏族文化和戏剧;深入到彝族、壮族、苗族、侗族、水族、瑶族等民族地区进行文化考察,出版了《彝族毕摩文化研究》、《活态神话研究》等著作和大批关于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研究论文,并由此奠定了我全面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原生性宗教信仰和文化的基础。后来我完成了国家重点课题(2002——2007)“中国原始信仰研究”(63万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著作中我对“原始宗教”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全新的解释,希望探讨出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原生性宗教”研究的道路来。在这种理论思路下,我系统阐述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龙山时代)、夏代、商代、周代等各种宗教现象和发展演变特点、规律;全面分析了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和南方民族的原生性宗教。像这样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本土原生宗教的著作在中国还是第一部,希望它能为中国原生性宗教研究作出一点贡献。
萨满教研究涉及几乎全部的文化范畴,它作为信仰、民俗,以至民族文化遗产,被不同领域研究者所关注,特别是民俗学者的关注。为了从民俗与文化角度深入理解萨满教,我下决心对民俗理论进行系统钻研,经过数载的翻译和学习,我终于完成了《西方民俗学史》的著述,了结了一份长久的心愿。现在当我看到一些大学教授在使用这部著作授课时,感到自己的努力还是有益处的。近年来,文化遗产问题作为民族文化振兴的元素被特别地重视,并进入大规模的当代文化重整实践。在写作《西方民俗学史》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国家和民族对于萨满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的认识成果、实践经验与我们的认识需求相关。为了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提出有意义的思路,结合国外一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我先后发表“略说文化遗产的‘有形’和‘无形’”,“传统节日的性质、作用及其发展”、“如何认识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等论文,它们被多家刊物转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1991年我来到了哈佛成为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些关于萨满教的著作,做了系统的搜集。之后先后到国外多所大学和研究单位做访问学者,和国际同行有广泛的交往。在各次出访中我都注重积累国外萨满教的研究成果和各种民族志,目前已经拥有百多册关于萨满教的外文图书。
萨满教从被发现到进入研究领域的过程已经有500年了。在如此漫长的考察和研究的历史中,各种专门性的著作不胜枚举,所涉及的族群所在的国家和地区范围十分广阔,研究的领域宽广,学术派别很多。我们对此还没有系统地介绍过。中国萨满教研究起步很晚,严格说来只是近三十年的事情。我们所做的工作基本上是进行国内萨满教的考察和研究,对于国外的考察和研究情况几乎是无知的。面对多年的积累,我下决心将国外萨满教研究状况做一次综合性的梳理和分析,并构想出一“史”,一“论”的研究框架。
我现在主持并努力完成的是社科院的重点项目:“国外萨满教研究通论”和国家社科项目“国外萨满教的研究历史与发展现状”。我们希望这样的工作能够拓展中国学者的视野,在增加学术知识的同时,提高学术研究水平。此外,国外萨满教的综合研究对于中国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等学科都有提供信息、开阔视野、汲取理论营养的价值,有助于其他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近十年来我已经先后培养博士研究生8名,博士后3名。我一直把教书和育人都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两者都很重要。我习惯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学术资料分派给他们,使每个人在进入自己的专门研究领域之前,就有了可观的资料基础。同时我会传授自己的学术理解和治学方法,使他们少走弯路。我把自己的科研经费主要用于学术考察,几年来,我不下十余次地带领他们进入田野。我的学生大多数至少到少数民族区域调查两次,最多的达到五次。在田野调查中我提倡关爱民众的人文精神,关注现实的社会态度,做人民欢迎的学者,而不是民间文化“珍宝”的掠夺者,维护自己的人格声誉。我严格要求他们为人、为学要诚实、扎实,他们整理的调查报告都经过反复推敲,特别是要重返田野,让那些文化持有者们提意见、修改。这些学生的考察成果集中在《达斡尔族斡米南仪式考察报告》,《满族锡克特里族家族祭祀考察报告》,《满族尼玛察家族办谱活动考察报告》等报告之中。这些学生的研究方向大多集中萨满教方面,他们完成的博士论文包括:苑杰:满族穆昆与萨满教;郑琼:西伯利亚萨满教研究;孟盛彬:达斡尔族萨满教研究;李楠:印第安人萨满教研究;吴凤玲:萨米人信仰的变迁;郑文:西方现代萨满教研究;于洋:史禄国萨满教研究的成果与贡献等。我希望自己的博士生具有国际学术眼光,同时也比较熟悉国内情况,为这个学科培养一批有用人才。此外我还带领他们还完成了一批学术译著,目前正在与出版社商量译著的出版事宜。
三十多年来,我从一个青涩学子成长为独立的学者,治学心得很多。我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我在很多地方做过田野考察,考察所得构成了我科研的基础。在学术探讨中,一方面我不会完全脱离实际材料,进行“直觉”化的勾连;另一方面我也会突破个别案例的局限,进行比较性的思考。一个有良好理论素养的学者会把那些纷繁复杂的现象提纲挈领地总结、归纳,做到融会贯通。因此追求理论层面乃至哲学层面的思考是一个研究者的必修课。就是这两种努力不断发展了自己的学术承载能力。
学术上没有捷径可走,一分努力,一分收获。我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出版成果展示这种努力。我坚持认真对待自己的每项研究,期望它们对学术有价值,对社会有意义。每当遇到那些读过自己著作的青年人向我热情表示敬意的时候,我就感到了欣慰和鼓励。当然学术探讨也是一种遗憾的事业,缺憾和不完美总是存在的。今后我自己将不断地努力进取,继续前行。我也希望后来者能够在我的学术成果基础上推陈出新,进一步发展我国的萨满教研究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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