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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发生大瘟疫时,官方是如何应对的?
2020-3-17 21: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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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发生大瘟疫时,官方是如何应对的?

 大望楼 大望楼 4天前

文/猫冬 编辑整理/渚桥


 


当前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之种种,让我们很难不去回望历史。中国古代都暴发过哪些有史可查的大瘟疫?古人的瘟疫应对措施是怎样的,因此形成了哪些风俗习惯?
 

 

 

01 中国古代都有哪些影响较大的瘟疫

 

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有不同的传染病,比如汉代、明代、清代的鼠疫,南北朝、清代的天花,唐代的疟疾、麻风,以及清代的真性霍乱等。瘟疫最高发的当属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记载可查的瘟疫多达77次。即便是繁盛的唐代贞观年间,也发生了六次瘟疫。



 


 

干宝《搜神记》卷十一记载:“庾衮,字叔褒,咸宁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复殆。疠气方盛,父母诸弟皆出次于外,衮独留,不去。诸父兄强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亲自扶持,昼夜不眠;间复抚柩哀临不辍。如此十余旬,疫势既退,家人乃返。毗病得差,衮亦无恙。”


 

意思是咸宁年间(公元275年—280年),瘟疫大流行,庾衮的两个哥哥都死了,二哥庾毗又病危。当时瘟疫的气焰正十分嚣张,父母亲和几个弟弟都到外地避难去了,只有庾衮独自留下没离家。各位父老兄长勉力劝他离开,他却说:“我生来就不怕疾病。”于是他亲自照料二哥,日夜不眠;又不时去抚恤他两个哥哥的灵柩,哀悼吊唁从不废止。这样过了一百多天,瘟疫的势头终于开始消退,家里的人才回来。二哥庾毗的病痊愈了,庾衮也太平无事。我们不难想象庾衮当时决定留下来需要多大的勇气,在家人都抛开哥哥躲避在当时无解的瘟疫之时,他毅然决然地留下来照顾哥哥,这是抱了与之共存亡的决心的孝悌壮举,难怪干宝要把他“封神”,载入《搜神记》。

 

对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几次瘟疫有:

 

东汉末年,从汉灵帝时期到汉献帝时期,五次暴发大瘟疫,原因主要是自然灾害,发生干旱、洪灾时同时伴随着瘟疫。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汉献帝建安时期的瘟疫。曹植当时专门写了《说疫气》一文: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现在的学者研究推测,当时的瘟疫很有可能是鼠疫唐文宗时期,大江南北暴发的瘟疫也很多,村里十室九空,相当惨烈。明朝末年暴发的那次大规模的瘟疫甚至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每次大瘟疫都是一次巨大的伤害,造成的损失非常惨重,国家也只能在有限范围内给予辅助,比如减免赋税,发放钱粮等物资,还有就是移民——有的地方瘟疫还没有完全散去,这种情况下,把老百姓往瘟疫比较轻的地方迁徙。

 

02 历代瘟疫的官方应对措施

 

中国古代基本没有相应的公共医疗监测体系,没有主动报告的制度,更谈不上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在遭遇瘟疫后,主要是事后报告制和紧急求援制。控制不住时,地方紧急向中央求援,由中央派医生携药材前去救治,大瘟疫往往伴随着饥荒,因此还需要拨钱粮等。


湖北云梦县睡虎地1975年战国秦墓中出土的竹简《封诊式》,提到过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制度。但这是当时政府内部出于对劳动力维护的角度对刑徒、士兵等特定群体所采取的措施,并不指向全民利益,并不是一种公共卫生体系。

 

该竹简中,关于对麻风病人的隔离似乎是强制性的防疫措施,但这种隔离并非针对全社会。如《论语》卷三《雍也》: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意思是:伯牛病了,孔子前去探望他,从窗户外面握着他的手说:“死亡,这是命里注定的吧!这样的人竟会得这样的病啊,这样的人竟会得这样的病啊!”

 

我们知道,儒家是最讲究礼节的。老师来了,为什么一定要隔着窗子说话呢?因为在那个年代,对于麻风病人采取的措施只能是直接隔离,将冉耕隔离在屋内,即便是师生也不例外。

 

到了唐代,出现了医生巡疗体系。地方医官叫医博士或者医学博士,他们会下辖十几到二十几个不等的医学生,专门负责境内的巡疗,防治疫病也是他们工作的重要内容。

 

宋代地方上设置官药局,以及安济坊、养济院等慈善机构。并且唐宋都特别重视药方知识的普及。比如唐代官方屡次修订方书,用张榜告示等方式进行传播。

 

此外,古代的道观、寺庙乃至基督教的教堂等也都广泛从事医疗事业。如唐代的景教徒(即基督徒)近代的耶稣会等。另外当然,古代的很多防疫、赈灾等工作是由地方乡绅来组织的。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曾有一种机构叫做悲田养病坊,这是一个设置在佛寺中的医院和慈善机构。它兼有两者的特点,既有医院的功效,可以治病,在爆发传染病之时,还有一定的隔离作用。此外,悲田养病坊服务的是贫困人口。这股民间力量渐渐成为朝廷的威胁,因此唐武宗毁佛时期曾特地下令,要求政府接管各地的悲田养病坊。到了宋代,养病坊就渐渐转变为国家行为。

 

作为宋朝国都的开封商埠繁华,人烟稠密程度居世界第一。可以设想一旦发生瘟疫,不仅会危及数百万人口身家性命,甚至朝廷的政治菁华也可能毁于一旦,令国本动摇。因此救济穷困病者、防止瘟疫蔓延为北宋统治者所重视。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了惠及百姓的“惠民药局”。



 

 

公元1076年,宋朝首创官办药局,取名“卖药所”,又称“熟药(中成药)所”,负责制造成药和出售中药。1103年,官府采纳各地设熟药所的建议,官办药局逐渐普及全国。1114年“卖药所”改名为“医药惠民局”。到了南宋,宋高宗时期成立“惠民和剂局”,专门制作药品,改熟药所为“太平惠民局”,发售官方成药。此类官办“惠民药局”遍及各州、府和军队。每到夏天,朝廷派出翰林医官到京城临安施医送药,为穷苦的百姓诊治,并派士兵送药下乡,直到天气凉爽后才停止。逢旱涝灾荒或疫情蔓延,惠民药局派出大夫携带药品,走街串巷,去“其家诊治,给散汤药”,防止疫情蔓延。瘟疫发生时,惠民药局更是通宵服务,日夜有专职人员值班,要是“夜民间缓急赎药,不即出卖”,按“从杖一百科罪”。



 


高明的医术和严格的管理使惠民药局名声卓著,许多地方大员患病时上书皇帝,要求赴京师惠民药局医治。到蒙元王朝,对于医疗慈善机构的惠民药局,依然非常重视。蒙元政府甚至在修撰的记功政书《经世大典》的序录中把“惠民药局”单列出来。此外,在二十四史的《食货志》中,“惠民药局”在别的朝代都是不单列的,唯在《元史》中单列,可见其受关注的程度。

 

明代则沿袭宋元旧制。于洪武三年(1307年)在南京、北京及各府、州、县均设惠民药局。《明史·职官志》载:“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周设官医。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惠民药局作为为平民诊病卖药的官方机构,掌管贮备药物、调制成药等事务,军民工匠贫病者均可在惠民药局求医问药。遇疫病流行,惠民药局有时甚至免费提供药物。明朝中后期,惠民药局开始渐渐衰弱。

 

进入清代后,这一趋势也未随着新王朝的朝纲重整而得到扭转。清朝统治者在各地设立惠民药局的指令都没下达,所以,江南地区大多数明初建成的惠民药局到清代多已废而不用,仅少数在瘟疫之年仍作为临时施药之所而偶尔发挥作用。

 

03 对瘟疫发生原因的推测以及由此形成的风俗

 

此外,古代中国一旦发生瘟疫,主要依靠的是民众的自我隔离和民间医生的努力,甚至还有一些由此诞生的民间风俗。比方说重阳节登高,主要目的就是躲避瘟疫。古人发现瘟疫往往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暴发瘟疫以后,很多古人依据经验,去山中躲避。因此有种说法说重阳节登高的风俗由此养成。

 

关于瘟疫发生的原因,古人有种种说法,例如:

 

《荆楚岁时记》里说: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神异经》云:西方山中有人焉,其长尺余,一足,性不畏人。犯之则令人寒热,名曰山臊;以竹着火中,烞熚有声,而山臊惊惮。《玄黄经》所谓山㺐鬼也。俗人以为爆竹起于庭燎,家国不应滥于王者。


 

 这一段话意思是说,正月初一是一年、四季、十二个月起始的一天。《春秋传》上将正月叫做端月。这一天,当雄鸡高唱的时候,人们便开始了迎接新年的礼仪活动,先在堂阶前烧响竹筒,用来辟除山臊恶鬼。《神异经》上说:西方山中有一种怪人,高一尺多,一只脚,生性不惧怕人。若触犯了它就叫你发冷发热,生起病来。这种怪人叫做山臊。

 

古人发现,如果用竹筒子放在火中烧着,发出烞熚的音响,就会令作怪的“山臊”吃惊害怕。因此古人燃放爆竹也是出于避疫的考虑。

 

《荆楚岁时记》载:


 

“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魏议郎董勋云:‘今正、腊旦,门前作烟火、桃人,绞索松柏,杀鸡着门户逐疫,礼也。’”

 
 


 

 (正月初一)在纸帖上画只鸡,帖在门上,把苇索悬挂在画鸡上面,桃符树立在纸帖两旁,各种鬼就都会害怕。因此家家户户门前烧香纸,树桃人,把松柏树枝扭成绳索挂在上面,杀只鸡把鸡血洒在门户上以驱逐瘟疫,俨然成为一种礼俗。

 

此外,端午节我们为什么要配香囊?为什么要喝雄黄酒避邪?立春时为何吃五辛盘?这是因为很多传染病古人无法找出病因,只能笼统称之为“邪”。因此,配香囊、喝雄黄酒等其实也是躲避瘟疫的手段,是防疫思想的体现。很多民俗一般都形成于实际需要,最后才演变为在固定日期行使的具有仪式感的行为。

 

古代应对传染病的手段都是经验的积累,在理论上少有突破。在中国南方,自古以来人们都特别恐惧一种传染病——瘴气。现代医学认为它可能是多种南方传染病或流行病的总称。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疟疾。疟疾通过蚊子携带疟原虫进行传染。人们凭经验认识到,一旦城市周边有较大面积的死水,就容易蒙受瘴气。因此如果无法填平死水,最好将城市搬离,越远越好。

 

我们知道,大规模的瘟疫必须有某种强制力的介入才能使干预有序,上下协调才能发生效力。这在古代是很难实现的。国家意义上的强制力是近代化以来才形成的。虽然“卫生”这个词在《庄子》中就已出现,但在古代,“卫生”仅指卫护自己的生命。近代的强制性的公共卫生举措、检疫制度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从西方(包括日本)逐渐引入我国并逐渐推行的。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910年和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

 

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伍连德博士奉清政府令去东北防治鼠疫,伍连德不但焚烧了几千具尸体,其系列举措引起举国震惊。在当时更遭到了东北地方士绅的强烈抨击,称民“不死于疫,必死于防疫”。


 


但伍连德治理这场瘟疫大获成功。由此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套公共卫生体系。19114月,清政府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来自12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伍连德力压鼠疫研究泰斗日本专家北里柴三郎,担任这次大会的主席。会议成为中国卫生防疫事业一个新的起点,对我国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建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伍连德也就此闻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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