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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民俗研究-高丙中、马强|防疫救灾的社会自组织建设与韧性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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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丙中、马强|防疫救灾的社会自组织建设与韧性培育
2020-3-17 21: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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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丙中、马强|防疫救灾的社会自组织建设与韧性培育

 高丙中、马强 世界社会 今天

【摘要】2019年底从武汉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引起国家的举国应对,在紧急情况下封城堵路、家户隔离等措施的强力推行以社会脆断的代价阻击病毒的人际传播,一方面效果显著,另一方面带来社会本身的伤害。本文采用社会脆弱性概念检讨,发现“疫情-社会”的存亡悖论,疫情因社会的存在方式而传播,消除疫情必然要伤及社会本身;而防疫救灾要依赖社会的活力被调动起来,那么在破坏社会防疫和维护社会防疫之间构成了二难之境。本文思考采取社会自组织能力建设的路径培植社会韧性,使社会本身能够以主动方式在维护自身的时候战胜疫情灾害。

【作者简介】高丙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世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马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转载说明】原文发表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转载时参考文献和注释从略。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快、感染人数多,加之寒假及春运、九省通衢交汇点多重因素叠加,疫情在短时间内快速恶化。个人的疾病转变为人群的疫情,再因为疫情规模的失控而转变为人道灾难,这显然要诊断为“社会”病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短时间内击溃了社会应急体系,整个社会呈现预警失语、认知失当、决策失误、管控失序、沟通失效、干部失职的失范状态,集中暴露了当前中国社会的脆弱性。

我们生活着,就意味着我们在社会中习以为常,即使“社会”有病甚至还病得不轻,我们通常是很难承认的。讳疾忌医,从来不是说的人对自己身体的态度——伤及皮毛都会使人有锥心之痛而使人忍无可忍。对于肉身来说,从来多的是无病呻吟,绝对少见讳疾忌医。但是讳疾忌医确实是一个并不见少用的词,其实它常用在人们对待身体疾患之外的问题上。讳疾忌医作为一个常用词,说明我们的社会、人心经常是不能面对自己的问题,不能以诚意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的社会运作着,总是伴随着众多已知的问题,就像个人的身体存活着,总是与众多的细菌、病毒共生。

从个人角度来感受,这次疫情不只是让国人付出了血的代价,而是付出了巨量的生命代价;从中国整个社会来审视,其背后是“社会”的失败。让人痛心疾首的是,我们曾经经历SARS带来的社会失败,但是并没有以诚意在社会内部培育抵抗疫情的能力。在社会这个层面所传递的问题,一个字是“乱”,再加一个字是“惨”,乱在病患周围没有组织支持,惨在个人的无能无力回应。在社会失败这个维度,最需要检讨的是国民防疫抗灾素养的缺乏和社会组织有序有效应对的失败。病毒的传染造成的恐惧迫使我们相互隔离成为一个一个的原子,而恰恰是自保+互保而团结而成的社会才能够提高我们的存活机会。我们一定要在“社会”这个层面进行全面的反思,下最大决心进行变革,保证类似的灾难在中国社会绝对不会重演!灾害迟早会再有,但是“社会”悲剧不许重演。那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以诚意反思,以认真备战。

对社会脆弱性的反思

新冠肺炎在2019年11月已经在武汉出现,在12月已经传染到很多人,其表现现象是武汉几大医院聚集了大量感染病人,在12月27日和29日张继先医生把危险信号报告给了省市两级疾控系统,武汉的医生微信群已经视之为传染病而在内部发布警示。这是李文亮等八位医生被予以训诫惩罚的事由。此种肺炎属于传染病的报告比较早就经过疫情响应系统逐级上报给国家疾控中心和卫计委,国家疾控系统在2019年12月30日和2020年1月17日两次委派专家到武汉调查,但是大量传染病人存在的疫情和多位医生感染的事实都没有被专家组掌握,国家疾控系统也就没有及时启动防疫系统,没有准确地发布公告警示。在这个环节,我们显然出现了一次特别重大的专业事故,专家组到此时还没有发现人传人的事实(俞琴、黎诗韵,2020),应该是我们的工作方法有致命的缺陷。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调查方法规范来评估,专家组的成员缺乏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意志,属于某种意义的“婴儿专家”,不是自己亲手获得食物进行消化,而是像婴儿的获取食物(信息)方式,等着喂食,在资料问题上是喂什么吃什么,最后产出的结论自然就不能反映现实。其中,地方政府的本位考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力量。新冠肺炎是一种新疫情,无论哪个政府都会有反应的滞后性。糟糕的是,它的发生发酵期间正赶上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年度政治大事,惯常的政治活动需要对疫情的公众预警予以压制。专业与政治的配合造成了谁也不曾预计的后果,接下来只有社会来承受。

如果不是出现在大都市这种现代文明的成就所承载的社会联系网络格局之中,新冠肺炎的传播断然不会这么迅猛。现代文明的成就集中体现在都市的繁荣,都市的繁荣是由都市内部的高强度人际密切接触、都市与周边区域的高密度的人口流动、都市与世界大多数城市的重重叠叠的人员交往所承载的。但是都市繁荣的这种社会性同时也隐藏着高风险,病毒、瘟疫也是借助这种社会联接方式大肆传播。由于没有及时预警,没有在“火势”形成初期予以扑救,武汉在1月23日仓猝宣布封城,在全社会引起警醒,也引起恐惧。行政系统的封闭措施和大众的本能反应很快产生一个后果,这就是社会的脆断,社会在行政强制和个人恐惧心理的作用下迅速原子化。有一个“国际孤独等级量表”列举从第一级到十级的标志:一个人狂超市、一个人去餐厅、一个人喝咖啡、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火锅、一个人去唱K、一个人去看海、一个人去逛游乐园、一个人搬家、一个人做手术。到最后一级,“这个人”就孤独到底了。我们现在不是特定的个人处于这种状态,而是“社会”处于这种状态。在疫情中,几乎全社会每个人都是一种事不能做,除非你冒最后一级的风险,一个人被隔离熬新冠肺炎疾病。

社会脆断是全国大面积发生的状况。从地域单元来说,常态下被密密麻麻的道路贯通的国土一下子被各种关卡、路障、封条切割成不可通行的碎片,大到封城,小到封村、封小区、封楼栋、封病人和疑似病患的门户,各自为阵,拒绝外来人或阻止人员外出。从人际接触来说,人人都提心吊胆地避免与他人近距离接触,出外时都把五官保护起来,一时间口罩成为最重要的物资而高价难求;疑似感染者与家人也要隔离开,亲人病危不能陪床,亲人去世不能遗体告别;恰逢春节期间,数亿人不能遵行传统相互拜年,一些地方张贴劝阻拜年的标语,例如,“今年拜年,明年拜坟”。所以这些现象都是各种社会单元的原子化,“社会”沿着各种单元的边缘脆断。原子化是一个经常被用来批评现代社会的结构问题和人际疏远问题概念,其实那都是使用的比喻之义,我们现在的隔离措施才造成了真真切切的原子化。

我们可以借助一个认识“风险”(risk)的概念“社会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来思考疫情的社会属性。社会脆弱性是一个使用很广的概念,泛指各种能够对社会产生伤害的紧张、压力和冲击,如与宗教、种族、贫困、灾害等等相关的方面,而相对窄地更专业地用于衡量人群、共同体与自然灾害的关系。在防灾救灾的风险管理中较早把社会脆弱性纳入专业话语的是奥基弗(O’Keefe)等人在1970年代的探索(O’Keefe, K. Westgate, et al., 1976)。自然灾害打破人们的正常生活,让人们付出健康或生命、财产、秩序、道德等等的代价,同样的灾害,对于不同经济类型、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不同生活方式、文化特质的社会产生不一样的冲击、伤害。衡量其中的种种差异,是“社会脆弱性”这个概念的基本内容,研究者们甚至把其中的各种因素筛选出来,形成社会脆弱性指标。概括地说,社会脆弱性是一个社会在灾害面前暴露的自卫能力不足而受到伤害与损失的可能性。如果自为能力足够,当然就无所谓损伤了。但是,不幸的事,人类社会还没有哪一个地方在自然灾害面前是没有社会脆弱性的。自然灾害总是以各种不可预见的形式发生,即使发生点在“别人”的地域,也会以各种方式波及到自己面前,尤其是传染性疾病,在理论上会波及每一个人。地理空间性的自然灾害更常见多发,如地震、台风、海啸、洪水、山体滑坡,对生命财产的伤害是瞬间的,伤害范围相对明确、固定,“社会”出现的时候一般都是积极的、帮助性的。但是传染病却是与此很不相同的一种灾害。传染病灾害可以归于自然灾害(natural disaster),也可以归于“人引起的”灾害(man-caused disaster)。人体染疾生病通常是自然现象,如候鸟飞过传播的禽流感,但是它的起因可能是人的特定行为,甚至是某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习惯,如偏爱野味食物引起的传染病。不论其初始起因是什么,疾患成为传染病流行,一定是与人和人的社会互动模式产生了亲和性,病菌搭上了人的行为所联结的通道。正是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成为疾病扩散成长的条件。就这次的疫情来说,正是繁荣的都市生活、繁荣的都市与整个世界的密切联系“滋养”了病毒的繁殖。

正是因为“社会”的存在就是病毒的存在之母,这就包含一个悖论:1)如果我们要消灭疫情,我们就要破坏社会。在疫情紧迫的险境里,我们要迅速阻隔社会内部的各种人际接触,其间,要保证阻隔的万全之策自然是谨慎再谨慎的考量把人与人、单元与单元的壁垒建起来并不断强化,表现出来就是社会脆断。2)如果我们要及时有效地救助病患,我们就要让社会有效运转。病患不能及时得到治疗,不能得到他人照顾,患者就增加生存的困难,也可能会出现人道灾难。

“疫情-社会”的存亡悖论是社会脆弱性在传染病灾害上的特殊表现,不同于其他(如地空灾害)灾害上的社会脆弱性表现。这里,社会自身,既是易感性、脆弱性、漏洞之所在,也是战胜疾病、疫情的机会、可能性、力量之所在。这个悖论的两面不是我们一下子能够辨析的,所以我们在过去一个多月的应对是乱象丛生,做一件对的事情必然附带多方面的错的后果。清楚、准确地认识疫情与社会的存亡悖论并寻找一个让二者脱离的点位,是我们的对策研究的关键。

对社会自组织的培育

人类面对自然灾害的社会过程是:1)潜在风险的存在。对于海边特定地域的人群才有海啸灾害的可能,对于河流特定流域的地区才有遭受洪涝的可能,而有高等级自然屏障或工程系统的地方则相对安然。2)灾害的发生。是突然祸从天降,还是疾病逐渐成为疫情,都是造成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并伤害社会整体。3)防疫救灾。不论灾害是瞬间发生还是持续积累,社会的救治都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4)灾后重建。如果说前一阶段是把伤口包扎好,这个阶段则是采取各种手段让伤口长好。除了身体的痊愈,还有受损建筑的重建,生产和生活的持续得以恢复。5)调整适应。人类应对自然冲击,并不只是机械反应,而是以各种发明创新提升基础设施与社会制度的可持续水平。在灾害研究的框架中,有的把这些全部归入社会脆弱性的不同阶段来看待,有的采用若干概念的搭配的突出不同阶段的特殊性,例如,用社会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涵盖风险的存在与灾害的发生(脆弱性的显现),用救灾(disaster relief)涵盖第三阶段的活动,用恢复(recovery)涵盖第四阶段的努力,用调适(adaptation)指向第五阶段(当然,调适并不是在前述所有活动都完成了才开始的)。显然,后三个阶段都展现了人的能动性,展现了社会在逆境、意外事件中的生命力。一些学者采用“社会韧性”概念来衡量这些阶段的社会特质。所以,社会脆弱性与社会韧性是两个可以指标化、量化的基本概念,以评估一个社会的强弱(Jng Ran, et al., 2020)。

新冠肺炎的疫情迫使我们的决策者和大众以极大的痛苦选择极端的原子化,以社会自残的方式来阻隔病毒的人际传播,以大量人员被置于自求多福、自生自灭的处境来保护社会大多数。其效果是显著的,其代价是沉重的。这一个多月的信息潮流让我们反复见证了我们社会的脆弱性,我们也零零星星地瞥见了我们社会的韧性;我们看见了人们眼中的泪水与绝望,也看见了勇毅和善良。在疫情的肆虐中,社会暴露出脆弱性,也展现了自己的韧性。我们的社会联接是病毒的载体,也仍然是帮助人们抗击病毒的载体。社会在无意中成为病毒的扩张工具的同时,并不会甘于被动利用,仍然会以超乎寻常的方式主动抗争。其中,最具有社会属性的方式就是各种自发、自愿的组织行动。

我们从武汉高校一位体育教师周先生了解到,1月23日武汉封城后公共交通停止,一些医务人员上下班困难,他加入一个微信群,组成志愿者团队帮助接送,大概一周时间后市政府反应过来,能够安排资源征召出租车承接医务人员的接送。但是调配系统内衔接不畅,医生有时候一个小时还不一定能够经过审核与司机衔接上,一些志愿者团队还继续发挥了一些作用。志愿者团队完全是自发自愿地组织起来,自己武装起来,自己加油,完全义务帮助天使行使使命。我们在2月26日与他微信联系,他还在开车把韩红基金会经手的捐赠物资从顺丰的中转站运送到指定医院。这个运输群以“悟空”为名,运转一个多星期了,人数在20多人与100多人之间波动。他还加入了另一个志愿者团队亚瑞医疗援助机动队,当时在群的有54人,其中20人跑车,其他人发挥联络作用。这个团队的负责人是徐广煜先生,企业家,阿拉善SEE基金会湖北分会副会长。这个团队有训练有素的组织者和人脉,关键危机时刻能够把实力用在刀刃上。我在微信公众号“一点咨询”看到2月24日发布的视频,一群志愿者为同济医院附近的无家可归者人群(镜头中出现的有十来人)发放餐饮。他们因为封城不能回家,也不能或无力住宾馆,一直露宿街头地道,已经粮草耗尽到在垃圾桶捡食的境地。真令人同情。社会一方面在被脆断,一方面也在以自己的良知、道义、勇毅激发普通人的人性,结成社会组织,让社会按照人性的轨道运作起来。我们这是从社会的自发角度来看的,以确证社会本身的韧性(不仅是个人的抗争,而是组织起来的抗争,即以社会方式的抗争)。当然,政府部门以自己的系统在调度卫生防疫系统的工作,这自然是社会实力之所在。

上述例证让我们看见中国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是具备一些的,但是我们在此不是要夸耀这种能力,而是要叹息这种能力的不足。在理性的状态,中国社会的自组织水平足够高的话,不仅是政府的防疫中心工作能够得到社会全面的配合,而且甚至可以说都不用采取封城这种壮士断腕的社会脆断方式阻击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在评价中国政府的封城决策时肯定了其效果:“他们在一个1500万人口的城市实行了封城的果断措施”,“有很多国家认为,采用这种古老的围堵方式不会奏效,而在中国就是在了解其特点的基础上采用了这种古老的方式,使得这个疫情逆转了。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中,湖北也好,广东也好,有散发病例的河南或者其他省份也好,大家都因地制宜地利用这种古老的围堵策略”(布鲁斯·艾尔沃德,2020)。艾尔沃德先生使用了“古老的方式”指封城这种不得已的急迫之策,虽然是肯定了这种方式的效果,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现代的方式。不得不采用这种到处围堵的方式,可能是多方面的因素使然,但是社会本身的组织性、应变主动性严重不足应该是一个基本因素。到2020年2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指出,要充分调动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积极性。社会自组织的作用开始在灾害救助中提到议程上,受到重视,但是中国要使自组织成为灾害救助的社会韧性的支撑力量,真正能够发挥是中国的救灾更有机会采取“现代的方式”,尚需时日。

让社会组织更多地发挥作用,是灾害救助的“现代的方式”的一项配套条件。除了我们民间自发的努力,对比国外(境外)经验,我国能够对这个认识加强信心。我们看到的经验资料,美国、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具有丰富应急经验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社会力量和组织在紧急状况下的作用。美国经过卡特里娜飓风等灾害冲击,逐渐学会积极利用社会力量预防和应对紧急事件,形成政府部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协调下的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的国家灾害/危机应对网络。在美国,个人和家庭被鼓励完成应急反应培训后志愿参加各类非政府应急组织,如童子军组织便在青少年中进行相关的应急反应培训。美国危机管理体系特别注重建立民间社区灾难联防体系,通过各种措施吸纳社会组织参与危机管理:善用民间组织及社区救灾力量,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参与一线救灾工作;动员民间公益组织参与赈灾工作,成立社会赈灾联盟;动员宗教系统,有效调查灾民需求,并建立发放资源渠道。在俄罗斯,大量的青年组织进行应急教育和训练,联邦政府大力扶植应急性的非营利组织,并设立社会院作为国家和民间社会的协调组织,在应急事务中吸纳社会力量。总之,面对现代社会的风险(如人口流动、都市聚集、环境脆弱、新技术的负面效应等),重大的社会风险事件会层出不穷,国外(境外)的经验告诉我们,将具有应急素质的公民能够有序地组织起来参与风险和危机的应对极为重要,而务实的做法是在平时就支持各类组织举办活动,提高能力,成为充满活力、战斗力的“社会韧性”的日常存在状态。

我们关切一向被忽视的现代国家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现代风险社会防疫救灾中的抗灾应急的国民素质培养和社会能力建设。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2次会议强调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我们要研究以社会自组织(应对危机的国民素养、社会组织的储备和动员、社会组织与其他功能部门的协调配合)的能力建设作为抓手和路径来落实这一国家能力建设目标。

我们要发挥社会自组织在预警、处置协调、慈善捐助、志愿服务、灾后重建等应急事务和恢复重建工作中的作用,还需要前置研究解决许多基本问题,如社会组织在应急事务中的法律地位,应急事务相关的社会自组织体系建设。

中国的国家体系要真正设计为以国民的自主能力和合作能力为基础的运转机制上。我们在此提出一条国民能力培养的教育、训练路径。全国全面设置市民学校分类分级培训市民的防疫救灾的专业能力和合作能力,并在各类学校开设新课或利用现有的课程体系安排防疫救灾的知识课程和能力培训实践。中国要下决心对国民从小到大建立防疫救灾的终身教育体系,使国民多数具备自救、相互救助和帮助他人的防疫救灾知识和实操能力,具备在紧急情况下的合作习惯和自组织能力。为达到并保持由国民的这些基本能力所构成的国家能力,我国要像设置党校一样在全国各个市县增设“市民学校”,按照设计的程序吸引、选择市民分批分类分级进入学校学习与训练;同时在正式教育体系(中学和大学)把防疫救灾的知识和能力分类别分层次传递给学生,使之成为多数国民具有的基本素养和能力、习惯和品德。由此,我们将从对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关切与介入,通过社会自组织建设,达到全面以现代方式处理风险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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