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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记忆:胡同的困境
2020-6-20 8: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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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记忆:胡同的困境

 
 

前一段在新东方学英语时读到一篇题为“Hutong Dilemma(胡同的困境)”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涉及到北京旧城改造的问题,我便把它翻译了出来,希望能够对人们了解与认识这一问题有所裨益。以下是该文的中译本:

两个西方记者有感于他们所看到的那些令人吃惊和伤感的有关北京旧城区拆迁的报道,拍摄了一部系列节目,包括三个短的视频录像,意在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与他人略有不同的见解。

他们最终的成果,《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描述了当地居民所面临的困境:他们不情愿地离开自己过去的家园——单层的四合院;但同时又渴望便利的设施,例如现代化的供暖设备、热水以及室内卫生间。

影片制作者发现:

(1)尽管存在着一些法律规章,要求保护被北京人称作胡同的地区,但破坏仍在继续。

(2)虽然被迁走的人有权利申诉,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机构来对此进行处理。

(3)居民没有足够的钱来整修他们过度拥挤的住宅,即使政府投入了数亿元到旧城区中。

同Kit Gillet一起拍摄视频的Jonah Kessel说:“问题是这笔钱没有用到正确的地方。”

在这些地方采取的措施属于“为了展示的类型”,Kessel解释说。“制造出一些东西来满足公众的需要,但它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更好的生活

尽管有这些发现,Kessel指出仍然有一些报道将政府的拆迁行为简单的描述成强占土地,它们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点:居民想要而且应该得到更高质量的生活。他解释说:“这些人还没有感受到现代化的益处。他们面临的一些问题是十分基本的,像暖气、卫生间、救急车辆的通道。”

这些问题因为老城区内拥挤的居住条件而变得异常复杂。比如说,修建一个室内的卫生间意味着某些人需要搬出去来为其腾出足够的空间。

Kessel说:他所做的这个课题开始于他向位于纽约的亚洲协会所提出的意见,它们是针对一些媒体的新闻报道,特别是那些关于重建问题的报道。

他解释道:“我在西方的报纸上了解到一些信息,它们是这样描述一件事情的:‘中国政府想要使鼓楼成为迪斯尼乐园。”

Kessel认为:“这样发表评论无助于人们了解事态的发展。”许多报道,特别是在网上的图像幻灯片,似乎偏离了这一题材最为重要的部分——居民。

“我想替他们发出声音,但我也想说明他们的现实。这一地区具有极大的文化价值。然而,它却不具备一个现代社会所应具备的生活条件。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一地区快速现代化,同时又保护其历史文化?”亚洲协会为Kessel和Gillet的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他们二人同现在和以前的居民、城市规划者、专家学者、社会活动家以及处理拆迁案件的律师进行了交流,并发现了在运作过程中的几种不同安排。

“政府和开发商看起来关系很密切,就像一对牵着手的情侣正在举行婚礼一样。他们有一个明确的计划来创收,而且是以很快的速度。”另一方面,政府每年对旧城区投入数以百万的人民币。“但这笔钱是怎么花的却令人难以捉摸。”Kessel说。

北京盛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友银说:“现在中国很大一部分GDP来自于在土地出售方面不断增加的收入。政府通过卖地来增加财政收入。而建筑公司则通过投资和开发地产来赚钱。”

一个胡同居民张威(音译——译者注)表达了他的疑虑,他说:“他们(政府)告诉我们因为道路建设,胡同不得不被拆除。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想得到更多的盈利。”

北京的模式

Kessel支持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CHP)的工作。这个机构在周六放映了Kessel拍摄的影片,却没有给他的项目一分钱。“CHP不是试图对抗政府,而是不得不停止破坏行为。”相反,他们尝试去教育普通民众,使他们知道保护北京老城区的价值。

来自CHP的一个媒体协调者张鹏(音译——译者注)说:“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北京的文化遗产保护。而且,在看完这部影片后,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在影片将要放映的地方,CHP的创办人与负责人何戍中告诉了我们一些官员的态度:“以前,许多低级别的政府官员为在比他们级别高的官员面前拍摄与展示他们的照片而感到自豪;现在的趋势是使官僚们去追捧开发商,并把这些人的图片放在最为突出的位置。”

Kessel说政府面临着三种主要的选择:(使城市破旧地区)中产阶级化、重建、整修。

他们通过在人力车上架置摄影机而拍摄的视频,连同两个幻灯片以及一个数字版的胡同旅行,也将会被放置在亚洲协会的网站上。

他说:“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北京人都反对城市破败地区的中产阶级化。一个人接着一个人的告诉我们:他们有多么不喜欢那些仿造的胡同,特别是在王府井地区的。”

居民也反对重建,但他们却没有钱来装修。许多人感到自己在经济上陷入困境。

Kessel说:“他们想要更好的生活条件却无力改变现实,除非政府重新安置并补偿他们。但那些保护论者却又要真正的保护老北京的风貌。”

他说:“补偿金是另一个巨大的问题。伴随着日益增长的房价,补偿金根本不够用;居民经常被迫搬到离市中心很远的地区。十年前,这个数目是够的,但现在居民却感到被骗了。”

除了补偿金问题外,居民发现让他们的意见被相关部门了解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王友银律师说:“根据现行法律,在一定的期限内,有一个听取意见的过程。直接被拆迁影响的居民,有权利表达他们对建设计划的看法,亦或是反对意见。但自从没有一个委员会负责听证会以来,抗议的机会失去了,那些被建设计划影响的居民很难找到一个场所来表达他们对拆除自己家园的反对意见。”

影片制作者感到他们所关注的问题超越了北京乃至中国的范围。Kessel说:“北京如何处理改造旧城区的问题,将会为中国的其他城市提供榜样。这个问题在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都存在。”

对于北京旧城改造问题,该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我们往往更多关注如何保护古都风貌的问题,但这两个外国记者却更注重民生问题。他们描述了胡同里的居民的种种困境。比如他们一方面渴望更好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却又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改变现状;又比如拆迁的种种问题,像补偿金不够用,以及当地居民无法表达他们对改造计划的意见。希望这篇文章中反映的种种问题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此外,文中提到的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类民间的文保组织引起了我的关注。我在该中心的网站上读到一篇《非遗保护NGO》(原文载《文化月刊》2011年第9期)的报道,该文对此类机构有所介绍,其中说:“6年前,湖北襄阳的李秀桦、张玉涛和邵爱民3个彼此并不熟悉的年轻人,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他们决定以“捡拾”和传播散落在民间的历史文化为己任,成立了‘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

之后,他们开始了对襄阳地区古山寨、古民居、古法造纸、老河口木版年画等的探访和记录,几年间,‘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也从最初的3个人壮大到几十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记录城市变迁、保护文化遗产。

像邵爱民等人一样,随着公众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程度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非遗保护当中。记者从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了解到,目前还没有在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全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非政府组织(ngo)。但根据媒体的相关报道,近年来,由大专院校、企业、个人等发起成立的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正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普通公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像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深圳松禾基金会、甘肃兰州大学文化行者等都属于此类非政府性质的民间文保组织。”

我希望社会上能够有更多的人像该文中所提到的李秀桦、张玉涛和邵爱民那样,不计回报地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这种公益事业中去。我也很羡慕他们,能够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方面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同时又可以对社会有所贡献。我盼望自己今后也能够像他们一样。(原载于《北平旧梦的博客》)

附注:《胡同的困境》英文版网址为:http://en.bjchp.org/?p=5050#more-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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