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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立璠】《河西宝卷》田野考察的几点思考
2020-12-28 12: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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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立璠】《河西宝卷》田野考察的几点思考

河西宝卷》田野考察的几点思考


 

  陶立璠

 


2020923日至28日,109日至14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田野考察活动”分两个阶段,组团前往甘肃武威、金昌、嘉峪关、酒泉、张掖,考察《河西宝卷》的传承和文本收藏、传抄现状,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甘肃宝卷卷》的编辑出版提供田野参考。《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的出版,面向田野,面向民间文化的传承者实地考察,体现出《大系》编纂出版的一大特色。民间文学来自民间,回归民间,也是出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的初心。本人有幸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其事,是一种缘分。记得2016年夏季,我曾应邀参加在张掖临潭举行的“丝绸之路语境下的宝卷文化研讨会”,与这次会议结缘,2017年夏季,又在张掖临潭召开了“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第19次学术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依然是河西宝卷文化。两次会议,使我这个甘肃人,对自己故土的民间文化获得了重新的认识。少小离家,已经60多个春秋。记得小时候在家乡就曾聆听过“宝卷”的吟读,没想到60年后的今天,走进家乡“宝卷文化”的宝库——河西走廊,尽管沧桑巨变,这一文化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在活态传承。感慨系之,引起许多思考。
一、甘肃,宝卷文化传承的宝地
2006年,甘肃“河西宝卷”首批进入国家级非物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也许并没有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十多年过去了,没想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这一流传千年的文化,像祁连山的雪水一样,仍然滋润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众的心。在这次宝卷文化考察中,我们采访了众多的宝卷传承人,在武威至张掖,张掖至酒泉、嘉峪关的广袤土地上,绿洲隐蔽着村庄,宝卷的吟唱像涓涓溪流,静静的流淌。在每一个传承人的家中,都可以发现大量的宝卷文本收藏。在张掖甘州区花寨乡花寨村“宝卷传承世家”代兴位家中,就收藏有上百种宝卷文本。代兴位是国家级《河西宝卷》的代表性传承人,至今已传至四代。他的儿子代继生是省级宝卷代表性传承人。像他这样的传承人,在河西走廊星罗棋布,覆盖面很广。如武威凉州地区的中路乡、张义乡、上泉乡,古浪县的古丰乡、大靖镇、土门镇、干城乡、黄羊川乡;天祝县的朵什乡、西大滩乡;张掖甘州区的碱滩镇、三闸镇、安阳乡、花寨乡、大满镇、小满乡、龙渠乡;山丹县的霍城镇、老军乡、陈户乡、李桥乡以及民乐县、临泽县、高台县等地;酒泉市肃州区的红山乡、丰乐乡、银达乡、怀茂乡、西峰乡,瓜州县的踏实乡、布隆吉乡等,均有宝卷传承。这还只是河西走廊地区,据我所知在甘肃的洮河流域,陇南地区也有宝卷传承。仅甘肃岷县地区,目前发现的宝卷文本就有几百部。该县从2012年开始宝卷调查,截止2017年,“总计登记6031286卷,全文拍摄483部,取资料拍摄120部。其中明朝抄录的4部,(嘉靖五年、成化九年、天启六年、万历二年),清朝抄录和版印146部,民国抄录和版印的161部,文革前抄录的9部,文革中抄录的1部,文革后抄录的282部,不重名称的300左右种。”(见张润平主编《岷州宝卷集成》第一册,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如此看来,甘肃全境从南到北,宝卷传承不仅历史悠久,覆盖面广,而且活态传承,延续至今。由此认定甘肃是宝卷文化传承的宝地,并不为过。
二、关于宝卷文化的传承人
如上所述,这次考察,我们访问了不少《河西宝卷》代表性传承人。如武威的李作柄、李卫善、赵旭峰,金昌的范积忠,嘉峪关市李义广,酒泉市郑会,张掖的代兴位、代继生等。在各地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当地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府官员介绍和传承人的发言,大家普遍谈到宝卷文化的传承和传承人危机问题。在传承人问题上,长期以来有一个误区,即各地重视国家级、省级、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而忽视了非代表性传承人和传承群体在传承中的作用。其实,《河西宝卷》是不乏传承人的。在宝卷传承过程中,代表性传承人和非代表性传承人形成一个传承群体,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许多传承人的经历也说明了这一问题。比如武威地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李作柄,他的儿子李卫善,最初是以非代表性传人出现的,后来李卫善成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同样,张掖地区《河西宝卷》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是代兴位,他的儿子代继生受其影响,由非代表性传承人成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实际上,在宝卷演唱中,那些“接佛”的人,也都是非代表性传承人。也许有一天,这些热衷于宝卷文化的听众中,说不定也会涌现出新的传承人。这符合联合国科教卫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关于传承人和传承群体的规定。所以不能把眼光紧盯在代表性传承人身上,而忽视了参与宝卷传承的非代表性传承人和包括听众在内的传承群体。避免传承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关注代表性传承人的同时,关注传承群体,创造良好的传承生态环境。这样才能克服历史造成的传承人危机状况。
这次考察中我们还看到了宝卷文化的新的网络传播方式——抖音或快手直播,另外还有宝卷文化的研究者、爱好者也参与到宝卷文化的创作、传承中来,如张掖地区以任积泉为代表的宝卷研究者,参与了《战瘟神宝卷》的创作和念唱,这对规范宝卷的创作和传播是有意义的。
三、关于宝卷文本的编辑出版
这次《河西宝卷》田野考察的目的,一是宣传《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作,二是通过田野考察摸清《河西宝卷》的传承历史与现状,为编辑《大系》说唱类《甘肃宝卷》的编辑出版探索经验。这次考察中看到,《河西宝卷》的民间蕴藏量是十分丰富的。有的学者考证,甘肃全省不带重复的卷本有200多部,大部分是传统题材。宝卷文化信仰的产物,信仰是宝卷文化的灵魂。既然《河西宝卷》2006年已经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一名录是经过专家考察认定,又是国务院颁布的,同时它受到已经公布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保护,所以在入选《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时,不应该再人为设置禁区。比如劝善、尽孝一类的宝卷,虽然有“因果报应”等情节,不应该在禁收的范围之内。还有神佛一类的信仰宝卷,如何处理,也不应该是棘手问题。总之不能一方面拨乱反正,打破禁区,另一方面又在人为设置禁区。
关于宝卷文本的编辑出版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目前流传在民间的文本,特别是手抄本很不规范,念唱的随意性很大,许多念唱中特定的曲牌、曲调被念唱者忽略,更没有在文本中标明。需要在编辑过程中细加区别,加以标明。因为曲牌、曲调是和宝卷的内容紧密相关的,是用来表情达意的。其次、河西宝卷的念唱,多是用方言土语念唱的。从方言的角度讲,河西宝卷的念唱使用的语言是北方方言。但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传承人念唱,加入当地的土语,这无疑给读者带来极大的阅读不便。所以将来编辑出版时,要对土语加以注释,最好有一个方言土语词典,作为“附录”,供读者检阅参考。其三,宝卷中出现的历史、地方典故,特殊的人名、地名、风物特点,风俗习惯,也应该加以详细的注释。《甘肃宝卷》的出版,不仅面向甘肃读者,而且面向全国读者和研究者,注释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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