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与比较民俗学
［韩国］崔仁鹤
宋珉应 郑然鹤 译
一、“民俗”（Folk lore）的概念
汤姆斯（Thoms)的造语Folklore是于1846年出现的，所以民俗学也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这期间出现了许多民俗学理论、当初汤姆斯是从“传统文化的残存”这个角度提出“民俗学”慨念的。他的研究得到了许多人的呼应，民俗学与当时风靡在欧洲的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保待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被那些追求民族主义意识的人们所利用。
之后，民信学迅速发展到欧美各国，并且在这些国家中成立了许多研究所或者学会，其代表机关有众所周知的芬兰文学协会（The
Finish literature Society 1831)、英国民俗学会（The Enghsh Folklore Societh 1878)\美国民俗学会（The
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 1888)、柏林民俗学会（Verlin Fur Volskunde 1891)。19世纪末的民俗学中，"Folk"的概念很清楚。比如、说“Folk”是独立的概念。还不如说是依赖性的概念，“Folk"是指与上层阶级相对的下层阶级的概念，即指研究下层阶级的学问，它以研究被压迫阶级（农民）为“Folk”的对象。随之，上层阶级的文化和下层阶级的文化被区分，我们所熟悉的“基层文化”也是从这儿出现的。“Folk”的另一种概念，就是指在使用文字的社会中不会使用文字的群体。文盲与野蛮人是有区别的：文盲生活在文化之中，而野蛮人根本没有文化，所以野蛮人谈不上是“folk”。
美国民俗理论学家邓迪斯（Dundes）把19世纪的学者所定义的主要特点作成图表（《WhoAre
The Folk》，198o P4）如下：
野蛮或者原始——文字使用之前（Pre or NonLiterate）
folk或者农民——文盲、农村、下层
文明人或者elite——使用文字、城市、上层
在上述的图表中，“folk’与文明人共存。这表示除了有文明的欧洲社会之外，别的大部分地区不存在“Folk”，也不存在“folk－lore”例如美国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非洲的原住民．他们没有文明化，所以他们不存在“folk”。“Folk”的概念，就是以欧洲的农民作为范畴的。像这样狭义的概念，不仅影响到欧洲，还影响到韩国民俗学。至今，不少民俗学者还走不出这个圈子。
民俗不断地传承、变化和生成。如今，在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上层和下层的阶级区分，并且农村也逐渐发展为城市化，因此民俗不再仅为农民所有，而是普遍存在的。这样的形势之下，我们不应该只研究农村。城市有城市的民俗，上层也有上层的民俗。凡是人们聚集生活的地方都有“folk”存在。
从概率的角度看，韩国民俗是以农耕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但不能认为这样的情况是固定不变的。据统计，1976年前后，韩国的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比例足l：l。之后，城市居民逐渐增加。这就是想要提出城市民俗学的原因所在。在这样的现实之下，为了从功能和阶级、阶层的角度，科学地研究“FOLK”，必须要有客观和综合的研究方法。并且尽快从过去书面形式的研究脱离。大力推广积极的、全面的比较民俗学。
二、民族学研究方法论
在这世界上没有一种以原形被继承下来的文化、这些文化发展到现在，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文化的影响，称这种现象为文化涵化（ACCULTURATKRL），这一术语从永术年代开始在美国被使用。其定义是“拥有不问文化的人们的集体之间通过持续的接触，结果一方或双方原有的文化发生变化的现象”。但是，要注意的是所有文化的变化并不都是“涵化”。而着术语只限用于一种文化现象与另一种文化现象通过持继而直接的接触所发生的文化变化现象。
文化传播包括从个人传播到个人的现象以及从集体传播到集体的现象，而民俗学所涉及到的文化传播是后者、按照其性质后者又分为两个侧面：一个是通过文化传播，使文化受容者同化为自己文化的“文化同化”（ASSIMILATIKN
OF CULTURE）；另一个是在上面所说的“涵化”，即文化接触所带来的文化变化现象。（《STANDARD
DICTIONARY OF FOLKLORE》1949， P5-6）
因此，要了解民俗现象，不能不考虑文化的传播，也不得不使用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是广泛使用于人文学科的方法，特别是在民俗学里，为了说明传播、文化受容以及文化涵化所引起的文化变化现象的过程，都使用比较研究法。民俗现象是历史的产物：同一种民俗现象因时空而有别，有的民俗现象在某个地区存在而在其他地区就找不到。把这一切现象加以整理、分析之后，就能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其传播和演变的过程。
1、比较研究法
当初，英国的民俗学家高姆（G·L·Gomme）受到当时风靡欧洲的进化主义影响，在《folklore
as a Historical Seiencc》（1908
年）中提出进化发展的模式。他收集同类型的民俗现象之后，分析出其所构成的各种因素，如：
（1）A、B、C （1）的材料为A、B、C所构成
（2）A、B、D （2）的材料为A、B、D所构成
（3）A、B、E （3）的材料为A、D、E所构成
（4）D、E、F （4）的材料为D、E、F所构成
从此看来，（1）和（2）共有A、B；（2）和（3）共有A、D；（3）和（4）就共有D、E。（1）和（4）之间虽然没有共同的因素；但是因有（2）和（3）置于其中．就可以导致（1）和（4）之间有了联系。
收集像这样相同类型的民俗资料并且互相比较，可以发现每个资料之间有些共同因素。有些部分发生明显的变化，也有些部分没有变化（基本因素）、比较研究法就是用于揭示民俗之间的异同和变化过程的方法论。在日本，称它为“重出立证法”。（和歌森太郎，
1970， p49～58）
2、历史、地理方法《HIstorIcaL－Geographical Method）
这是芬兰学派的 Kron Kaarle和 Aarne Antti所提倡的方法论（Die
folklorIstIsche Arbeitsmethofde． 1926）。而经常被误认为这仅是口传说话的比较研究法，这与欧洲人们所说的民俗学主要是口传文学有关。但是，历史、地理方法（HisTORICAL
GEOGRAPHI－METHOD）不是仅适用于口碑文学。这种方法论有三大原则；
（1）尽可能收集自己所要研究的领域内的资料（不管是文献，还是口传资料）。
（2）以客观的态度检讨这些资料的动机（MOTIVE）
（3）记录一切有关采录、采集、提供情报者的正确情况。
坚持这些基本原则，进行分析研究来试图说明①原形（URFORTN，NORMALFORM）；②原形的发生地；③确认发生时期；④同一类型的地域之差；（5）传招途径。
3、母题素变数（Etic）与母题素常数（Emic）论
这是出于阿兰·邓迪斯（Alansdundcs）的论文《Fromftic to Emic
units in stmctural Study of folktales 1962）》的SHU术语，邓迪斯在这篇论文中对过去历史、地理方法论提出一些问题、ＥＴＩＣ和ＥＭＩＣ原来是结构语言学的术语——PHONETIC（音声）PHONEMIC(音素）的词尾，即自派克（Kcnncth
L Pikc）的论文（1954年）。鉴于音声是直接成为观察对象的实有物，而音素是语言上的抽象单位这一点，Dnndes用ctlc指称被直接观察的对象（自然），再用cmic来指称抽象的存在（文化）。
Dundes的这种方法论zhuyao
适用于说话研究，也引起学界的良好反应。他主张“比较”这个工作应该是绝对的，比较的单位应该像自然科学中的计量数值有使用性，论理性的一套系统。就如在结构语言学里，音素和形态素（Morpheme)等的概念已经被确定，在民俗学领域中也可以存在这样的概念。因此，邓迪斯首先攻击汤普森（Smith
Thompson).按照邓迪斯的观点，出现于汤普森的大作《Motif Lndex（l932--1936）》的Motif其实不是MOtive而是etiC，这etiC是随时都可以观察的物理、自然的存在，真正的motif是emic。因此，邓迪斯指出了普罗普（Propp)的“技能”（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1958）。普罗普没有使用motive这个术语，但是
邓迪斯主张把普罗普所说的“function”称为“motifeme,这是因为把Pike的图示和晋罗普的相比，普罗普所说的“FUNCTION”相当于上派克的MOTIFEM。可以说邓迪斯把口传说话的研究的地位提高到与结构语言学相比的地位。
此外，还有日本的柳田国男在方言调查中所使用的方法论“方言周圈论”，这是使用于解释现象的方法论。
三、比较民俗学的必要性
在前面已经谈到了欧洲或者美国民俗学的理论研究是以“什么叫folk？为命题而开始的.从汤姆斯、高姆、芬兰学派、汤普森到最近的邓迪斯，提出了许多研究方法。因此，已经有了历史地理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母题素素变数和母题素盛数论的结构研究等的方法。
把农民作为研究对象的农耕民俗学已成为民俗学的一个领域，而城市化、工业化的趋势带来了民俗学的变化，并且由于世界化、地球村等概念的引入，民俗学如果单靠自民族的独自解释恐怕无法生存下去。为了证明世界中的自国民俗的自我（identity)，必须开发从我们周边民族到南美、俄罗斯、非洲等的研究方法论。
1983年l0月中央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了日本学学术大会，在大会上，筑波大学教授宫田登以《日本文化的本质——从民俗学的侧面》为题，做了演讲。像现代社会这样急速发展的社会中；日本民俗学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出现了新的观点。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研究“部落”的结果，柳田民俗学所主张的民间信仰的中心不是祖灵信仰而是宫座神；第二：东日本和西日本的社会结构是不一样的，从前东西日本的社会结构被看成是同一的，因此偏重于东日木的研究而忽略了西日本的研究；第三、以前认为日本文化的基层是单一稻作文化，但是现在旱作文化也被重视；第四，柳田民俗学一直认为城市是农村的延长，认为城市里没有自己本有民俗，这种观点至今受到批评。
柳田国男是日本民俗学的创始人，可以说日本民俗学就是柳国民俗学，他的研究方法接近于历史学，善于利用文献资料，尤其方言周圈论是基于“近处不一致，远处一致”的民俗思想，再通过调查民俗词汇的方言分布，1930年提出而作为民俗研究方法论的。但是，民俗思想不是发生在某一地区后波浪式地传播到其他地区的，因此，今天许多民俗学家都指出了他的方法论上的错误。1970年以后日本民俗学界努力摆脱柳田民俗学。比如批评方言周圈论不能全面地说明日本民俗现象，又认为“某种民俗思想是同时产生的？还是被传播的？”这一课题，只能通过比较研究来解决。
在此，为了避免误会，明确一下“比较研究法”和“比较民俗学”的小同点，前者是高姆所开始的研究方法论之一；而后者就意味着利用所有比较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学派。
四、比较民俗学的成果和课题
为了提高学术水平，韩国的比较民俗学界做了不断的努力。结果得到了不少成果。比如说，在口碑文学的类型研究方面，吸收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制作韩国故事类型表，确定韩国故事的地位，在巫俗研究方面，确定萨满教和巫俗信仰的地位，与西伯利亚地区、蒙古、中国、日木等地的民族做了比较研究，结果确定了韩国巫俗的性格。民间信仰中关于灶王信仰的研究，也是通过与蒙古、中国、日本等的比较，发展到了成立“火苗是维持家系的象征”这一假设的阶段。此外，一直被认为具有北方古层文化色彩的“长生和苏涂”，通过最近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现象调查，被确认为稻作文化圈的重要信仰因素。通过与周边民族的比较研究，发现禁绳的性格，不仅是驱邪或者是咒术，而是通过圣与俗的区分来表示神的来临的hieroPhany。通过比较研究，得到了韩国的农耕文化圈是分为端午圈、中秋圈、混合圈的三元文化圈的结论。
但是，尚有一些课题待今后解决：第一，迫切需要方法论的开发。单靠资料或者主题的比较研究不能达到所期望的目的。已经谈到了为了得到科学的有客观性的结论，我们也不能排除在选定、处理资料的过程中很可能失去客观性。所以必须开发可以进行韩国文化和围绕着韩国的诸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的方法。第二，要扩大现象调查的范围。近来比较民俗学以“稻路（riceroad)”为课题，调查中国的云南、贵州、浙江，这也是为了援脱过去狭窄的研究。至于韩国文化属于北方文化还足属于南方文化的课题，也要摆脱过去只限于北方的调查和研究，同时要进行对东南亚地区的研究。从事佛教文化研究者，也要到印度去调查。
过去，中韩两国出于政治立场的不同；学术上的交流也受到了限制。如今，这样的障碍已经不存在了，两国研究民俗的学者应该极力推动中韩民俗的比较研究。中国是一历史悠久并切包栝五十多个民族的国家，因此中国的民俗丰富多彩。而从过去到现在，韩国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韩两国民俗的比较研究有助于两国民俗学的发展。韩国的种种民俗通过与中国的比较研究，可以探索其来源与演变经过。另外，不少民俗现象在中国已经消失，但在韩国一直保留到现在，通过比较研究可以考证中国传统民俗的种种面貌。为了有效地进行比较研究。首先需要建立固定而深入的学术交流，再者，要提出一套适合中韩两国特色的比较研究法。
【作者简介】
崔仁鹤，男，1934年生于韩国庆兆金泉市、明知大学本科毕业、庆熙大学校大学院硕士，日本东京教育大学博士（1975年），先后于日本琉球大学（1982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1988年）作访问教授、1994年任仁荷大学教授、兼任该校博物馆馆长。同年任韩国比较民俗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日文的《韩国昔话的研究》、《朝鲜传说集》、韩文的《韩国说话论》、《文化人类学》、《韩国民俗学研究》、〈口传说话研究》等。
（本文选自《中国民俗学》年刊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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