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摩托罗拉
董晓萍
80年代后，我国进行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电化通讯工具也随之走进了千家万户。私人电话增多，电讯器材的品种也琳琅满目，民间还为它们发明了一些新诨号，如称移动电话为“大哥大”、“手提”，称传呼机为“拷机”、“屁屁机”，称用电脑上网的公共场所为“网吧”，称电子邮件为“大众情人伊妹儿”等。这些民间通讯新俗语，形象地概括了现代通讯工具的品质、携带方式和输导信息的手段，讲述了它们和当代中国人的亲密关系，即使不用，光叫一声，也挺有人情味儿。
当然，电化通讯，作为自然科学，它的变化是全球化的，但作为人文文化，它的变化又是遵循着民族民俗文化的思维规则的。你看，中国老百姓就很少把现代通讯工具的品牌名称带进民间称谓，比方说，对那些移动电话洋名，如摩托罗拉、诺基亚、西门子，他们就不叫。叫的，是知识分子。
话题不必扯得太远，在本文中，我只想就摩托罗拉说几句话。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通讯，无论是民间通讯、还是知识分子通讯，都对一个词很敏感，叫“见信如面”。“面”就是通讯的双方如坐对面，通信如同面谈。这是几千年的中国所传承的熟人感和亲密感，千山万水也阻隔不了。中国历史上还对那些尊者、长者与后学、晚辈蔼然相谈的仁者风范给予赞颂，称之为“如坐春风”。
民间通讯更重视当面性和亲密性。民间传递信息的各种手段，都有追求当面性效果的特点。现在虽然正在更换数字移动通讯技术，但后者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服务，却无法牢笼民间通讯所能展示的巨大社会信息空间。对此，读者能够想见，这里就不展开去谈了。
更主要的是，民间通讯是“说事儿”的实用工具，讲究通情达理。它一方面体现为呼吸、停顿、欢叫、哭泣等的语音意义系统，一方面体现为语境、情感、象征、观念、信仰和价值观等的民间文化系统。在表达上，两方面结合得好，就能构成面对面的亲密关系，彼此间的距离感消失，全不在乎时间的流逝和节奏的放松了。
这一点，与现代通讯工具讲究的“说话”时效特点和进行经济核算的特点，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许多中国民间的摩托罗拉拥有者，对“说话”收费的规定，还不习惯。要是“说事儿”呢？连说带比划，一时半会儿完不了，这要交多少费？他们有时想不到。要是马季的相声《打电话》中的那个男青年生活在今天，用一部摩托罗拉给他的女友打电话，还唱山歌、讲情话，而且也足足打上一场戏的功夫，那事后结算移动电话费，他恐怕连爱情与电话“两者皆可抛”也说不定。我认识一位县城的私营企业经理，他就对这种矛盾叫苦不迭。他属下的一个女雇员，用摩托罗拉给男友打电话，在椅子上坐着打累了，转身又坐到沙发上打；在沙发上坐累了，躺着打；大夏天，躺着热，又跑到院子里钻到葡萄架下面继续打，前后打了7小时。他说：“这么打，公司还不打穷了”？又说：“人家搞对象，不
让打，也太不近人情了”。此事也许夸张，但我认为，他的苦恼和那女孩的忘情是一个问题，即都在“面谈”的淳朴民风中想象电话。许多善良的老百姓抱着一部手机，如同握着一位亲人的手，舍不得撒开。即使在照顾人情和电话计费之间出现了冲突，在他们那温存的掂量中，人情，还是在金钱之上。
民间通讯的社会信息空间发展到现代，究竟有多大，很难说。但至少有三种
文化事实已经表现出来：
㈠现代通讯技术的加入，扩展了民间通讯信息的发散量；
㈡现代民间通讯是一种对立的生存形态——既生产民族性，也生产批评；
㈢传统的民间通讯信息与现代信息相混合，谈不上是好是坏，它有时反映的是权力，说明一部分民间口头信息来自上层；有时民间传播的信息正是在这种混合形态中得到了保持；也有时城乡小青年打手机不过是想过把瘾，或者表现一下自己，或者表示他们向往国外，不想再过父母一辈人的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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