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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万“上海孤儿”的寻亲路
2007-9-2 19: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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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万“上海孤儿”的寻亲路
吴聪灵 文 


4月28日,金陵晚报举办的南京孤儿寻亲会上,到会孤儿捧着各自的资料等亲人来认

  2007年五一,无锡宜兴官林小学操场。由寻亲大姐吕顺芳组织的第八次孤儿寻
亲会在此举行。

  刘正峡拉着两耳站在学校门口,见人就喊:“谁家孩子的耳朵上被剪了疤啊?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孩子……”

  与去年的情形相同,往来者匆匆,没人领他回家。

  47年前,不足两岁的他被人从上海育婴堂抱走,转至河南三门峡的养父家中。成年后寻找亲人,他唯一的线索是双耳的疤痕。

骨肉无奈离别

  1960年4月14日,安徽无为县中医杨健安握着毛笔写下一张字条,折好塞进5个月大的八女儿海霞襁褓中。思量再三,又把襁褓解开,抱出瘦弱的女儿担在腿上。他握一根缝被长针,往孩子右大腿内侧柔嫩的皮肤上刺去。

  孩子哇地一声哭了,小腿挣扎起来。父亲紧咬嘴唇,还是完成了生平仅有的这一次刺字———他刺了一个杨字。他原打算刺繁体的“木易”,笔划太多,又改了简写。血水未尽之际,他涂了层墨水上去。

  孩子的哭声已嘶哑。他抱住女儿亲了又亲:“你不要怪爸爸,以后爸爸一定会把你找回来!”

  两天后,孩子被妻子抱往上海。婴儿带着疤痕,揣着父亲泣血而就的字条,躺在上海市静安区的一个角落。

  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如今实现了,快活上了天。”吃食堂吃光了口粮,连粮种也成盘中餐。断粮后三年饥荒,骨肉分离几成平常。

  上海民政志载,上海社会福利机构1958年共收容婴幼儿1770人入院,其中弃婴占98%。1959年收婴3525人。1960年1~3月,共有弃婴5277人入院,最多的一天收容109人。1960年年收容量创历史最高纪录。

  1960年5~6月,中央曾连续发出关于京津沪等城市粮食供应告急的文件,6月6日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中称,北京存粮为7天,天津10天,上海已无存粮。

  从外地急调奶粉,派人赴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动员当地群众来领养,这些都难解燃眉之急。最终经周恩来出面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协商,弃婴们被引向一条漫长的求生路。“内蒙古草原上有牛,也有牛奶,把孤儿们接到内蒙,由草原上的牧民抚养吧!”

  他们被统称为“上海孤儿”。1960年初,第一批孤儿到达内蒙古。至1963年,内蒙一共接收了3000余名上海孤儿。据曾参与过孤儿接收工作的乌兰夫女儿云曙碧回忆,牧民家庭最多一户收养婴孩达五六个。

  很快内蒙也满了,来自苏浙皖各地的弃儿开始沿着铁路线寻找其他的栖身之所。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吉林、新疆,凡有火车汽车所到处,孩子们走一路,丢一路。至今已无人说清,北上这一路究竟留下了多少孩子抛别家乡的哭声,事后人们估算的一个保守数字,是5万人。

寻亲之路漫长

  至1964年,粮食短缺问题得到解决,孤儿北送工作相应停止。此后时势渐转,劫后余生的家人们投入到另一项工作中——在茫茫人海中,捞针一般去寻找当年被弃的亲人。

  寻亲路上,54岁的王海庚行程最远。1958年,6岁的他是一个六口之家的长子。靠着父亲在铁路局的微薄收入,生活并不丰裕,因此当年6月2日,三妹刚生下来,就有人想来抱走。全家人都不同意。几个月后,父亲遭人诬告入狱,很快被送往青海服刑。年轻的母亲二臂伤残,无工作能力,陪她终日落泪的,是4个年幼的孩子。

  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让他们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遭遇双重孤立。王母很快哭瞎了双眼。1959年春夏之际,7岁的王海庚放学回家,发现三妹没了。再问母亲,说趁着还没饿死,送到上海铁路医院了。

  他和两个妹妹被寄养到淮北、上海的两处亲戚家,曾经一个温暖的家,就这样支离破碎。至1960年初,饥荒席卷城乡,亲戚家也没有余粮了。兄妹三人又回到一贫如洗的盲母身边。

  在屈辱与歧视中挣扎求生的母子四人,一直没有停止对父亲与小妹的思念。有时,王海庚甚至要为小妹庆幸,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被送出的小妹从此有了个好成分,摘掉黑五类的帽子,肯定过得比他们都要好。他多少次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熬出头来,一家人团圆。

  1966年文革开始,14岁的王海庚借红卫兵大串联之机取道兰州,只身前往青海寻找父亲,几经辗转,一无所获。直至1979年春,在上海的他偶然打听到了父亲在青海曾经的劳改单位。他寄信过去,父亲回了一封,他再回了封长信,寄出第十天晚上,憔悴不堪的父亲一路找到家里来了。分别21年的夫妻相拥而泣后,父亲问:“我还有一个孩子呢?”

  王海庚一边奔走为父亲洗冤,一边到处查找小妹下落。然而妹妹比父亲要难找多了,登报寻人,看别的孤儿在上海报纸登的寻亲信息,就跑到河南等地,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十多年过去,三妹始终下落不明。2001年,王父辞世,临终时双眼紧盯着王海庚,不住流泪,只等着他说,我保证会把妹妹找回来的,老人才合目而去。

  各地寻亲活动越发频繁,而种种机缘巧合,也让一位宜兴妇女成为“上海孤儿”们首先要找到的人,她就是宜兴官林镇那位农妇谢秀妹的二女儿,现年57岁的吕顺芳,孤儿们叫她寻亲大姐。

  20多年前起,她开始到处寻找小妹吕雅芳,在电视中看到河北孤儿郑兰芬寻亲,感觉很像,两下对照资料后便初步认下,郑兰芬跑到她家里,哭着喊谢秀妹妈妈。她们做了亲子鉴定,但结果表明,郑兰芬不是当年的吕雅芳。

  节目播出后,全国各地孤儿自发找到吕顺芳,请她帮忙在宜兴一带打听,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宜兴周边丢弃孩子的家人也来找她,问有没有他们的孩子来寻亲。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她的电话成为寻亲热线,她家里堆满了全国各地寄来的寻亲资料,而她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义务投入孤儿寻亲事业的民间力量第一人。

  妹妹吕雅芳一直没找到,由她所自发举办的宜兴孤儿寻亲会,却已成功举办了八次。举办地点从宜兴官林汽车站门口,到官林小学校内操场上,参与孤儿与家属人数也在不断增多。但迄今为止,孤儿与家属们确认成功找对的,累计也只有200余对。

  母亲谢秀妹走了,吕顺芳剪下老人一缕头发以备将来认亲之用。

回家花明柳暗

  陕西潼关孤儿何忠的认亲路,走得一波三折,颇富戏剧色彩。

  2004年底,何忠(化名)从陕西潼关出发,慕名找到江苏宜兴吕顺芳家。他所述自己从上海育婴堂送出的日期与幼年印象中家庭成员的情况,与宜兴某镇赵家情况刚好吻合。

  赵家老太已是86岁高龄,这些年哭儿子都快把眼哭瞎了。1959年底,全家人吃光了缸里最后几粒米之后,她把家中排行最小的3岁儿子送到上海,回来就大病一场。

  2004年12月28日的寻亲会上,吕顺芳把何忠介绍给赵老太,老人当时眼睛就直了。“长得跟我那死去的老伴一模一样!”再拉过两个大儿子来一对照,果然相像,再对照离开福利院的批次日期,两下查询结果也一致无异。老太太抱着何忠泣不成声,当场瘫倒在地。

  两下认了,吕顺芳很高兴,但还是提醒他们做一个DNA鉴定。老太太拒绝了:“你不要出馊主意!”她当时就把何忠拉回家,而家里听得消息,两个嫂子已忙乎起来。围着好酒好菜,陕西方言与宜兴方言造成的交流障碍已被忽略,一家人哭了笑,笑了哭。

  当天下午,赵老太太带着何忠去了赵家的祖坟,给先夫上坟,而家里的大嫂为给小叔子收拾房间,爬梯子竟把腿给摔断了。

  几天后,与赵家同在一镇上的兰先生,也踏进吕顺芳家门。1960年,父母决定把三儿子送掉,思来想去谁都不忍心,这任务就落到了13岁的他身上。

  他把3岁的弟弟一直抱到上海。父母给了他一些钱,除了弟弟吃东西和路费之外,他把剩下的全留在弟弟口袋里,将他往一个像食堂模样的门口一丢,就回来了。

  后来找亲人,他从上海育婴堂查到,就在自己把弟弟送掉没多久,一批“上海孤儿”被送到陕西潼关。听说这次也有陕西的人过来,他又感觉有希望了。他补充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细节:弟弟小时候右臂上有一个大红胎记。

  吕顺芳再一端详兰先生的相貌,再联想到刚刚被赵老太太领走的何忠,当即愣住了。何忠也曾讲过自己右胳膊上有一块很大的红胎记,而赵家在领孩子时,吕顺芳也曾问过有无身体标记,对方并没说出这个细节来!

  她赶紧打电话给赵家,老太太一听说又有人来认何忠,立马急了:“这个儿子就是我的,谁要抢我跟他拼命!”再辗转找到何忠,他也为难:“这边对我这么好,就是这家了吧!”就这样,何忠被赵家盛情挽留了好些天,临走时一直送到车站。自始至终,他没能与那个说出他右臂胎记的六旬兄长见上面。

  2007年4月底,何忠又悄悄来到宜兴,就在吕顺芳家里见到了兰先生——他真正的大哥。他已经可以确认,这就是他的亲哥哥。但因为兰家与赵家同在一个镇上,他们的喜悦也不敢太张扬。他们害怕一经报道,被赵家见了,徒增赵老太太伤心。但犹豫再三后,他说他最后还是要把真相告诉赵家,请他们继续找真正的儿子。届时如何开口,他也想不清楚。

  (《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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