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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民俗研究-【金仁喜】韩国神杆(솟대)的起源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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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仁喜】韩国神杆(솟대)的起源和特征
2013-5-23 12: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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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神杆(솟대)的起源和特征

--与中国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中的神杆纹样的比较研究

 

                                                           金仁喜(韩国中央大学校)

1.   序论

对韩国人来说,神杆(솟대)是一个非常亲切而熟悉的事物,而在实际上,对神杆起源和特征的研究却没有得到深入的进行。究其原因,有如下三点。第一,比起其他的的民俗信仰物,神杆的传承不多,其信仰程度也较弱,通过民俗调查能获得的资料也很有限。第二,相关的文献记录少,再者,神杆是木制品,大都早已腐烂,也很难找到考古学上的资料。第三,比较研究时,由于接触不到中国方面的资料,自然而然地只能倾向于能够找到资料的北方起源说。

本文试通过在中国东夷文化圈中发现的和神杆相关的纹样,来论述神杆的起源和特征。东夷族通常指的是创造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古代民族。其活动时间,经历了从公元前41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空间上则以山东省为中心,包括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河南的东北部。然而,也有一些学者[1]认为,文献上东夷这个概念,不是一个单一的种族的称谓,而是有着太阳鸟崇拜的东方夷民族的总称。学者们之所以将从山东省到浙江省的东海沿岸的新石器文化看作是同一系统的文化,就是因为它们共同有着对太阳鸟的崇拜。[2]在中国,太阳鸟崇拜以东海沿岸为中心,最先在河姆渡文化中被发现,在山东地区到了大汶口文化才正式出现。

而且,在以太阳鸟崇拜为共同点的东夷文化圈,发现了和韩国神杆同样的纹样。在大汶口文化中发现的神杆纹样和韩国的木制神杆类似,而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神杆纹样又和石制的塔型神杆类似。本文将通过在东夷文化圈中发现的神杆纹样,对韩国神杆的起源和功能展开讨论。同时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研究,解决一部分关于神杆的起源和功能的问题。

 

2.   神杆的起源

    韩国的神杆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其起源限定在北方。李必荣认为,‘神杆可能是在北亚萨满教的文化圈中,将世界树(World tree)和水鸟结合而形成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信仰对象物。神杆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青铜器时代,而且分布很广,包括中国东北,蒙古,西伯利亚,日本等地。这也为神杆是北亚萨满教的文化圈中具有悠久历史的信仰对象物提供了旁证。’[3]初期研究者们也认为,‘神杆起源于萨满教的神杆’。[4] 一直到现在,也还是认同这样的见解,而没有其他的意见。然而,如果审察一下神杆北方起源说主张者所提供的依据,就会发现如下几个问题点。

第一,北方起源说的大前提就有问题。李必荣认为,‘在我国民俗文化的基层中有着北亚文化的传统,此外构成我国文化一个基本面的新石器和青铜器文化,大体上也与北亚的有着共同点,基于以上考虑,神杆信仰也就可以理解成为北亚的文化传统’。[5]到目前为止,韩国学界一般认为,韩民族及其文化起源于北方的阿尔泰系统或是通古斯系统。这个见解在学界出现的时间较长,而且影响力也比较大。

北方起源说的根据主要有萨满教,语言学的特征,熊图腾,之纹陶器等。萨满教方面,韩国的巫俗,降神为中心,而萨满教,脱混为中心。语言方面,虽然语法上有相同点,但在基本词汇上完全没有相同点。研究者[6]通过对蒙古语系的蒙古语,濊貊语系的朝鲜语,以及通古斯语系的鄂温克语中与身体相关的单词和数词共36个词汇进行对比,发现在35组单词中,朝鲜语和蒙古语没有一个单词的发音是一样或者相似的,朝鲜语和鄂温克语的对比结果也是如此。而达斡尔语和蒙古语在基本词汇上有着共同点,与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也有相同点。但是朝鲜语,也就是韩国语和这些语言完全没有相同点,就意味着在基本词汇形成时期,韩民族并没有和这些民族一起生活,也没有亲缘关系。关于之纹陶器,之纹确与东北亚的文化有关,但圆底的陶器却与中国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南的文化相关。诚然,古代韩国文化确实和东北亚的文化有关联性,但是将所有的文化现象都归结于东北亚是不可取的。

第二,宇宙树(Cosmic tree)和鸟的结合并不仅仅存在于北亚地区。对宇宙树的信仰,在古代印度,埃及,中东,北欧等地均能见到,[7]因此并不是北亚所独有。亚述(Ashur,公元前2500-公元前614,位于中东一个国家)的圆筒形印章上,刻着鸟面人保护宇宙树和太阳鸟的图画。在腓尼基人的遗物中,也有太阳鸟立在有阶梯的宇宙树上面的纹样。在米坦尼(Mitanni,公元前1475-公元前1275)时期的印章上,也刻有这样一副画面:在宇宙树开出果实模样的花朵上方,太阳鸟正在展翅。[8]

本文着重要讨论的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神杆纹样,是在中国东海沿岸发现的,而不是在北亚。

图一  亚述神杆模样的宇宙树和太阳鸟

 

三星堆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青铜器时期的遗址,这里出土了一件九只鸟停在宇宙树上的青铜器。其被认为与后羿射日神话的内容一致,便可以把它看作是宇宙树和太阳鸟的结合。在楚文化的遗址--湖北荆州天星观的23号墓中,也发现了一棵神树,树上立着鸟和禽兽。在汉朝时期,四川省地区盛行着将摇钱树作为陪葬品的习俗,摇钱树就是神树上站着鸟的样子。然而我们并不能将这些有很多枝杈上站着鸟的宇宙树看成是神杆。这是因为,神杆虽然有着宇宙树的功能,但它的形态是人为加工的柱子上面站着鸟,这与自然生成的树杈上面站着鸟有着根本的差别。

与韩国神杆形态相一致的例子也被发现。楚国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飞鸟和在山东长清仙人台遗址发掘出的春秋时代的文物—---青铜鸟柱,它们都是长杆上站着鸟的形态,这与神杆的基本构造是一致的。宋代的‘清明上河图’是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作品,描写了北宋时期河南省开封城的繁华街道。在这幅画中,桥附近的4处地方,都立有长杆,每个长杆的上面都套着+模样的木棍,这上面立着白鸟,这也与神杆的形态一致。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到了宋代,在中原地区已经有了神杆的存在。

 

2  清明上河图的神杆图

 

‘现在广西省融水苗族的芦笙柱也和神杆的形态一样。三捆木头上立着木柱,四个芦笙挂在上面,柱子顶端有只鸟,被称为基宇鸟,鸟下面的圆形物是这只鸟下的蛋,据说苗族的祖先就是从这个蛋里出来的。这根柱子也被称为祖先柱。在芦笙柱下面,吹芦笙,跳圆形舞就是为了和祖先一起欢乐。’[9]

以上材料告诉我们,从公元前3000年到现在,在四川,湖北,湖南,山东,河南,广西,江苏等地,均发现了和神杆类似的纹样或历史遗物。因此,根据现在的民俗调查和一部分的历史遗物,神杆起源于北方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学者们所提供的与北亚神杆相关的历史遗物是以青铜器时代为上限的。李恩昌认为,神杆起源于东北绶远地区的青铜器物----Y字形双枝鸟型头饰,[10]而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历史遗物却属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期,这比北亚的要早得多。另外,北亚的历史遗物形态也并非神杆式的柱子上面立着鸟,而是柱子顶端套着个小的装饰品,三叉戟或是树枝样子的东西上立着鸟,也有学者认为这是萨满教仪式中使用的巫具。[11]

第四,神杆起源于北亚的最重要依据是,北亚式神杆和神杆在外形上类似。前面已经说过,宇宙树和鸟的结合并非北亚所独有的特征。北亚式神杆和神杆虽有这外形上的共同点,但也有如下的不同点:

1北亚的神杆并不是以长杆为中心上面立着鸟。在满族民间,有这样一种习俗:就是向被称为索莫杆的神杆许愿。清朝的宫廷中,也有祭祀这个神杆的习俗,每年的春天和秋天,在亭式殿的南面庭院里,人们将索莫杆立在石基上,进行祭祀,这被称为杆祭。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也有祭祀神杆的风俗,在萨满举行仪式的时候立的木杆,被称为托若。达斡尔族在祭祀神杆的时候,也将它称为托若,呼伦贝尔地区的蒙古族则把神杆称为特力。满族祭祀神杆的原因是将神杆立在院子,然后把谷物放在它下面来喂给具有神力的喜鹊。[12]因而这些神杆没有鸟立在上面。在过去,赫哲族也这样的风俗:把一个斗放在被称为托若的神杆上,里面盛有喂给喜鹊的谷物----如果鸟儿飞过来吃谷物,就说明祖先和神灵来到,接受了祭祀。[13]所以,北亚神杆上面没有立着鸟。

②从村落共同体信仰和个人信仰的角度来看,神杆和北亚式神杆也有着差异。‘立在萨满家旁的神杆,也会有鸟立在上面的情况,但这神杆是萨满个人的物品。在赫哲族萨满家的西边,树立着34根神杆,被称为tɔrɔ。中间那个神杆最长,柱子上方立着一只鸽子。第二根神杆上立着dʒaləgədin,第三根神杆上立着irbəgədin,第四根神杆上立着鸽子keu,鸟的长度都一样,有67尺,全部朝着东面。’[14]韩国的神杆树立在村口,代表了整个村子的信仰,而北亚的神杆立在萨满的家旁边,与个人的宗教礼法有关。

3韩国神杆和北亚式神杆上所立鸟的种类和作用也有所不同。韩式神杆的鸟类大都以鸭子为先祖的水鸟,有大雁,海鸥,朱鹮,白鹭,喜鹊,乌鸦等。而萨满神杆上的鸟类则是鸽子。在现在的东北亚地区,还经常能够见到用白铁做的鸽子立在屋顶上。对赫哲族来所,‘鸽子神起到一个引路的作用,使萨满在跳神的时候能够找到爱米(ɛmi,庇护并帮助萨满的神)’。[15]与之相反,韩国神杆上的鸟则与祈愿丰收以及避邪有关。

4将鸭子敬奉为掌管雨水的神的地区,并不局限于东北亚。‘在东部萨摩耶德族和尤拉克族,鸭子被奉为雷鸟(thunder bird)信仰立有鸭子神杆,在以水稻种植为主的汉江以南农耕村落相当普遍,其能够延续至今也与雷鸟的观念有关。也就是鸭子带来的雨水让农事进行的观念。’[16]但是,不光是东北亚地区将鸭子和雨水联系在一起。‘在贵州省西江镇一个叫开觉村的苗族村子里,天很久没下雨,人们就会把鸭子带到村庄后面的泉边,进行祈雨祭,事后,将绳子栓在鸭子的鼻子上,拉回村子。因为把象征雨水的鸭子拉回了村子,人们就认为会下雨了。’[17]

5东北亚新石器时代的历史遗物中,虽然可以发现鸟的存在,主要是鸮,却没有东夷文化或韩国神杆中出现的候鸟类。在辽宁省红山文化中,发现了一件鸮的玉雕。‘鸮之所以受到崇拜,是因为:一,它象征战争的胜利,二,鸮在夜间活动,而古人很惧怕黑夜’。[18]因此,东北亚的鸮崇拜与太阳鸟或候鸟崇拜有着差异。

如上所述,神杆虽然在外形上与东北亚的神杆有共同点,但在具体的信仰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特别是神杆纹样在比东北亚更早的东夷文化圈中被发现,而且从古至今,在中国大陆的各地也均有发现,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将神杆的起源限定在北方。另外,在韩半岛,神杆也主要是在南方被发现的,证明其并非起源于北方。‘从中部到南部,越是往南,神杆就越多。在京畿,江原,忠北一带,神杆的数量很少,而到了全南地区,这里的神杆数量到达了全国(汉江以南区域)神杆总数的34.6%,如此看来,神杆的中心区域好像应该是韩半岛的南部。’根据孙晋泰在1920年,1930年在平安道和黄海道的调查记录,北韩(朝鲜)地区神杆的特点,首先是顶部没有鸟,而只是雕着科举及第者立的那种龙头,也没有村庄共同树立的神杆。[19]神杆主要出现在韩国南部地区,并不是因为其在北部地区很早就消失了,而是因为韩国神杆是受到中国东海沿岸的东夷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

 

 

3.东夷文化中的神杆纹样和韩国神杆的比较

 

1)形态上的相似性

以下将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发现的神杆纹样分别与韩国的长杆型神杆和塔型神杆进行比较。

   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的75号墓出土了一件背壶,在壶腹部分,画有一只鸟落在长杆顶部的纹样。背壶作为大汶口文化很有特色的陶器,是一种可以背的盛水容器。在图的上方,一只长嘴的鸟立着,它的身体呈圆形,且呈×字向周围伸展,是套了个木架。这与上面所说的‘清明上河图’神杆---鸟下面套上了个木架,是相一致的。这幅画鸟的部分反映的是从上往下看时的情景,×形的木架看起来穿过了鸟,然而实际上与清明上河图一样,只是另外又套在了鸟的下面。下面的⊥纹样反映的是从正面看到的样子,表现长杆立在地上的样子。这个部分明显有些鼓起,说明横向做了个支架,使它能够立在地上。

 

 

 

            

3 大汶口文化的神杆纹                     4 韩国的长杆型神杆

 

大汶口的神杆纹样,与韩国的长杆型神杆形态基本一致。同时双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韩国神杆的杆体部分由木块做成,呈直线,根据情况的不同也有做得很厚实,呈圆筒形,也有做成和大汶口一样的样子。大汶口的鸟是一只,而韩国神杆有一只鸟的情况,也有二三只的情况,韩国神杆也没有鸟下面的×型装饰。韩国神杆是破土埋在地里的,而没有横向做支架使它立在地上的情况。

公元前2200年的良渚文化,较大汶口文化晚出现。在其大型墓中发现了一块玉璧,上面刻着鸟站在祭坛上的符号。在这个符号中,下面的盾牌有三层,这个部分象征着祭坛,对此学者们没有异议,因为在良渚文化遗址中,不断有三层形态的祭坛被发现。祭坛上方有时有柱子,有时没有,但是都会有一只鸟立在上方。

 

                                            

           

5 良渚文化的神杆纹样                       6  韩国的塔型神杆

                                         

如上这种立在祭坛上方形态的神杆主要分布在韩国的南部地区。‘神杆立在塔或是石堆上的这种复合形主要分布在全南,庆南地区的一部分村庄里,在济州岛上的几乎所有区域,只发现了这一种形态的神杆,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地方性。’[20]这种形态的神杆主要利用石材制作,上面放上一只鸟。

 

2)作为宇宙树的神杆

     在古代文化中,植物纹或是树木纹象征宇宙树。宇宙树是通向上天的道路,是天梯。在大汶口文化中,除了 符号之外,也发现很多与宇宙树相关的符号。图7中的4属于基本纹样,图7中的57位于植物纹的中间,这些纹样都是象征祭坛的符号,因此图7的纹样都与宇宙树相关。这些符号画在墓里出土的陶尊上面,承载着希望死者能够通过宇宙树而上天的愿望。在大汶口文化中,植物纹或树木纹有宇宙树的功能,也有 符号的长杆或是宇宙的功能。

 

 

7 大汶口的祭坛形符号

 

      符号的鸟象征着天鸟,而 符号被认为是象征着鸟引领死者灵魂飞向上天,[21]如此看来,在大汶口文化中,鸟就是连接天和地的使者。我们通过上面中东地区的图也能了解,  符号象征着宇宙树和天鸟。在关于东夷族的神—---少昊氏诞生的神话中,其母亲皇娥和父亲太白星在船上游玩的时候,在帆的末端挂了一块刻有鸠的玉。[22] 符号出现在了始祖神的诞生神话中,其重要的意义可见一斑。

因此, 符号可以看作是宇宙树和天鸟的结合。另外,通过在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安徽省尉迟寺中发现遗物[23],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大汶口人曾经立起 模样的神杆来祭天。这个遗物是一件陶器,圆锥形的柱子上方立着一只鸟,重要的的是,它是在带有火把遗迹的地方发现的。在外形上,这件遗物与良渚文化中‘鸟立在祭坛的符号’相一致。圆锥形的柱子象征祭坛或宇宙树,基本拥有和 符号一样的含义。这件遗物在带有火把遗迹的地方发现,说明大汶口人在举行祭天仪式的时候,会做一个结合宇宙树和鸟的神杆模样的物件。而且,设计成能使 符号的下部立在地表面,是由于举行祭天仪式的时候,临时现做的宇宙树并立起来。人们纷纷涌向宇宙树,共同欢度这个人神一体的狂欢庆典。

‘现今,韩国民俗上的神杆,其长杆好像没有了作为宇宙轴或是连接人与神通路的作用。现在,几乎找不到那样的踪迹了。’[24]但是,在《后汉书》中,有这样一段关于马韩的记录:诸国邑各一人主祭天神,号为天君.又立,建大木以县铃,事鬼神;这就说明在古代韩国社会,长杆在举行祭天仪式的时候,起到宇宙树的作用。现在,我们不知道马韩的大木上是否搁了鸟,然而,‘光州新昌洞低湿地遗址,是前铁器时代晚期至原三国时代的遗址,在那里发现了有鸟模样的木制品,报告者称,扁平的底部还剩有节疤,推断这是与长杆结合的部分’,[25]由此看来,苏涂的大木上面,也有可能会搁着鸟。《三国志》弁辰条上说,‘以大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飞扬’,将鸟看作是天神的通灵者,那么,搁只鸟在大木上面也是很有可能的。

通过现在的民俗调查来看,一部分的神杆被发现在村子的中央,而在全罗道,拔河活动结束后,就会将绳子绕在神杆上,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神杆曾是村落信仰的中心,起到宇宙树的作用。而现在,却被其他上位神压倒,沦落为下位神。

 

3)作为天文观测工具的神杆

大汶口社会是以农耕为基础的社会。以耕种小米和黄米为主,也有的地方种植水稻。在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是了解节气,由此历法的制定也会得到发展。

在凌家滩遗址,发现了一件用玉制成的龟甲。背甲长9.4厘米,腹甲长7.9厘米,各有钻孔,并有绳子穿着,能够互相连在一起。玉龟甲的背甲钻了有4个孔,学者们认为这象征着北斗。当初发现的时候,在背甲和腹甲之间还夹有个八卦玉版。八卦中间的圆里面,有被四边形分成的十字架纹样,每个十字又一分为二,形成了八个角。大圆被分成了8个空间,各个空间都有八个光线的纹样延伸出去。

‘根据中国传说,夏禹时期,一只神圣的乌龟从洛水出来,背上驮着洛书。中国学者认为,这个玉版上的画象征着<周易·系辞上>所说的四相和八卦。四相和八卦在季节的观念上,相当于阴历的四时和八节。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合称为四相,相当于阴历上的春夏秋冬’。[26]由此可以看出,大汶口人已经懂得了四季和八个节气的变化。


                                      

                                                                

8 在凌家滩发现的八卦图

 

‘所有的天文仪器中,最古老最简单的构造是将一个长杆立在地面上,至少在中国是这样的。----通过这根长杆,白天测量太阳影子的长度,确定冬至和夏至,晚上则可以观察星星’。[27]有学者认为,大汶口文化的 符号表示的是立起长杆,测量太阳影子的天体观测工具[28]。这样的见解是站的住脚的,我们也可以通过中国的古代文献[29],找到关于立起长杆测量太阳影子的天文技术的记录的。《周髀算经》上讲,‘日中,立杆测影’;也就是说,有太阳的时候,立起一根竹竿或是木杆,来测量太阳的影子。观察影子的变化,确定方位,时间,继而推测出四季的变化。通过这样的工具,可以了解以下四样事实。第一,通过影子移动的规律,可以知道一天内的时间。第二,日出和日落时,测定太阳的影子,确定东南西北的方向。第三,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通过测定太阳影子长短的时间变化,把握其中的规律,来确定季节和节气。第四,利用影子的变化,确定理想的地域中心。在大汶口遗址中发现的 符号中,从鸟的身体延伸出四个线条就可以看成是为了测定时间而套上的×字模样的木棒。

符号中,鸟的嘴巴比较长,应该是类似鹤或是白鹭的候鸟类。据《左传·昭公17年》上记载,少昊氏以鸟名官。‘凤鸟氏,正也;玄氏,司分者也;伯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者也;丹氏,司’————说凤鸟氏,就是正。凰是吉祥的神一出天下就和平安定,是知道天的。正是主管历数正天时的官的,故叫凤鸟氏;玄氏掌管春分、秋分。玄即燕子,它们春分飞来,秋分离去,故名掌管春分和秋分的官为玄鸟氏;伯氏掌管夏至、冬至。伯就是伯劳鸟夏至叫,冬至停止,命名;青鸟氏掌管立春、立下。青鸟就是鸽鸬在立春叫,立夏停止,故这个命名;丹氏掌管立秋、立冬。丹即雉,,立冬离去,故以名。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丹鸟氏都属于候鸟,随着季节变化而移动,因此被看作是季节的传令者,继而被奉为掌管季节的神。之所以要把鸟搁放在 符号上,是因为候鸟能够反映四季的变化,使人们了解到农耕的起止时间。

通过现在韩国的神杆,我们找不到神杆作为测定季节或是时间的天文观测工具的功能。有可能是其他替代性工具的出现,使它的这项功能消失了。然而,立在神杆上的鸟大多是候鸟,则又说明可能还是担负着反映节气的功能。‘有些村子把鸟(鸭子)头朝向南方,祈求风调雨顺;相反,把鸟(大雁)头朝北,则是在求雨。’[30]这些事实说明,鸟与气候或是季节有着紧密的联系。

 

 

4. 结论

以上的论述,对既有的神杆北方起源论提出了质疑,并试着比较了与东夷文化中发现的神杆纹样的异同点。

神杆的北方起源论,一直以来以韩国古代文化起源于北方的北方起源说为前提,其有以下几个问题点:其一,宇宙树和鸟的结合不光在北亚,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被发现。以中国为例,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各地均有发现。其二,北亚与神杆相关的遗物的时间上限在青铜器时代。而在东夷文化圈中,发现了比它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其三,北亚的神杆和韩国的神杆,在鸟的有无、个人信仰和村落信仰、鸟的种类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更恰当的说法是,神杆是从和韩半岛地理上临近的东夷文化圈,与稻作文化一起传入韩国的。

东夷文化圈的神杆纹样与神杆有着如下的共同点。第一,大汶口文化的纹样和韩国的长杆型神杆,以及良渚文化的神杆纹样和韩国的塔型神杆在外形上是一致的。第二,大汶口神杆具有明显的宇宙树功能,然而韩国的神杆只留下了些许的相关痕迹。第三,大汶口神杆具有天文观测工具的功能,而韩国神杆上主要立的是候鸟,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天文观测工具。

神杆起源于东夷文化圈,与稻作技术一道影响了韩国的南部地区。形态上的相似性,及功能上相似性,充分说明了韩国神杆与东夷文化圈的神杆有着紧密的联系。

 

——————

原载《耕耘与收获》学苑出版社  2010



[1] 方酋生,「夏与东夷族关系新探」,『东南文化』,1992 2期。

吴汝祚,「我国早期种植水稻的氏族部落」,『史前硏究』,1985 2期,p.17.

[2] 南京博物馆,『1989年江苏新沂花厅遺址的发掘,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论集』, 海南国际出版中心,1996pp.80-119

   杜金鵬, 「关于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1992 10期。

   栾丰实, 『海岱地区考古硏究』,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p.135

[3] 이필영, 『솟대』, 대원사, 2003 pp.8-12

[4] 최남선, 「不咸文化论」, 『朝鮮及 朝鮮民族』,1927p.50

    秋叶隆, 「巨济岛竿民俗」, 『朝鮮民俗』第1号, 朝鮮民俗学会,1933 pp.45-66

[5] 이필영, 『솟대』, 대원사 2003 p.22

[6] 正东日, 『东北通古斯诸民族起源及社会状况』,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1, p.24

[7] 芮传明余太山, 『中西纹饰比较』,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pp.231-264

[8] 芮传明余太山, 『中西纹饰比较』,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pp.159-160

[9] 盘福东, 男, 桂林博物馆副研究员, 中国桂林市西山路4号, 2003年10月21考察

[10] 이은창, 신라토우에 나타난 민속, 신라민속의 신연구, 신라문화선양회, 1983, pp.200-201

[11] 이필영, 솟대, 대원사, 2003, pp.96-98

[12] 金梁(1878-1962),『奉天古迹考』 “旧俗,各家亦立神杆于庭,曰置米谷,谓供神鵲。

[13] 김인희东湖,通古斯 가신신앙』 경인문화사2004 pp.52-53

[14] 凌纯声,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 南京, 台湾商务印书馆, pp.112-113

[15] 凌纯声,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 南京, 台湾商务印书馆, pp.112-113

[16] 이필영 『솟대』 대원사 2003pp.64-66

[17] 孙凤荣, 男, 75岁,开觉村3组, 19981027考察。 

[18] 刘敦愿,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 允辰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民国八十三年四月, pp.144-146.

[19] 이필영, 『솟대, 대원사, 2003, pp.20-25.

[20] 이필영, 솟대, 대원사, 2003, p.34.

 

[21]김인희, 「따원코우문화의 부호와 아사달문양과의 관련성 연구」,『동아시아고대학17동아시아고대학회2008

[22] 김인희, 『동이신화 태양을 쏘다 1, 박이정, 2007,  pp.122-125(『拾遗记』卷一 “帝子与皇娥泛于海上, -----刻玉为鳩, 置于表端。)

[23]吴耀利, 「尉遲寺的‘神器’和良渚文化的‘神徽’」, 『长江下流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4, p.182

[24] 이필영, 솟대, 대원사, 2003, p.52

[25] 국립김해박물관, 영혼의 전달자, 2004, p.27. p.145

[26] 安徽省文物考古硏究所编著, 家灘』, 2006, p.69

[27] 約瑟(Dr.Joseph Needham),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四卷 第一分, 出版社, 1975年。

[28] 思贤, 『天文考古通论』, 紫金城出版社, 2005, pp.53-63

[29] 朱熹,『詩集傳』注 “樹八尺之臬,而度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周禮正義·匠人』疏据『玉燭寶典』引『孝經』“立八尺竿于中庭,日中度其日晷.

 

[30] 이필영, 『솟대』, 대원사, 2003,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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