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随着华北的沦陷，北平学界经历了剧烈动荡：北大、清华与南开一道南下，在长沙作短暂停留后，最终迁徙至云南昆明，组建了在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高校则远赴西北，在陕南山区组建了西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等有着英美背景的教会大学，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或解散或南迁。与此同时，在沦陷区北平，日军加强了文化与思想控制，在原北京大学的基础上，拉拢汤尔和、周作人等落水文人组建伪北京大学。另一方面，日军还组织各种学术机构，创办文学、学术刊物，试图对沦陷区进行思想渗透。

对于身处这一历史境遇中的北平知识分子来说，面对山河沦陷、国破家亡的局面，无疑需要做出十分严肃的抉择。许多人从家国大义出发，纷纷随北大、清华等高校南下，或继续在大学执教，为国家培养“读书种子”；或辗转国内各地，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也有一部分知识人，因为种种原因，最终选择留在北平。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孙作云便是其中之一。

受资料所限，我们对孙作云抗战时期的具体行止所知较为有限，目前对其生平记述最为详尽的，是《孙作云文集》的编者、孙作云之子孙心一。据其记述：1936年，孙作云从清华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又于此年秋天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投身闻一多门下，致力于《楚辞》研究。“七七事变”爆发时，孙作云尚未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变故，他先是返回故里数月，1938年7月又回到沦陷后的北平，在“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任编辑，从事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工作。1941年秋，孙作云开始在（伪）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讲授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民俗学、《楚辞》、中国古代史等课程。其间还在中国留日同学会出版的杂志社任编辑，在中学兼教国文课聊补生活的困窘。直至抗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孙作云转赴东北任教。[2]

从上述可以看出，孙作云在北平度过了八个年头，与整个抗战相始终，见证了这座故都的沦陷与光复。实际上，作为来自白山黑水的知识人，孙作云的离乡背井早在抗战前已经开始。根据孙心一记述，孙作云出生于辽宁复县（今瓦房店市），从东北大学附中毕业不久便遭逢“九·一八”事变，亲眼目睹了家园的沦陷。[3]因为这段经历，在孙作云清华时期所发表的诗歌作品中，时时流露出深沉的身世之感与家国之思。

不过，历史的发展往往呈现出另一番情形。与清华时期对国愁家恨的书写相对照，在抗战初期，当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南下时，孙作云却选择留在日军控制下的北平。毋庸讳言，同当时滞留北平的多数知识人一样，这一时期的孙作云与日本人操控下的文化机构有着复杂的联系。前文所提及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成立于1925年，系日本政府用庚子赔款所建，抗战时期实质上成为日军操控下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组织之一。沦陷时期的“北京大学”，自然已非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而是沦为日军思想渗透的一个教育机构。所谓“中国留日同学会”，亦属抗战时期日伪所属的文化组织之一。该组织成立于1938年3月，会长是王揖唐，理事长为苏体仁，“文化部”部长为钱稻孙。上述人物，均在抗战结束后因失节罪受到国民政府的审判或通缉。该组织所办机关刊物为《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由钱稻孙主持，孙作云任编辑；虽然钱氏声称编辑方针为“报报会况，谈谈学问，以联络情谊，交换知识”[4]，但刊物中不时出现的“大东亚战争”、“东亚共荣圈”等字眼[5]，昭示出其背后的野心。

此外，考察这一时期孙作云撰写的学术论文，大多发表于具有日伪背景的刊物。据笔者统计，抗战期间孙作云共发表论文25篇（次），其中7篇（次）见于《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5篇（次）见于《中和月刊》，其它文章散见于《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新民报半月刊》《中国学报》等刊物。《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前文已述及；《中和月刊》创办于1939年12月，瞿兑之任总编辑，虽然刊物名称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但办刊宗旨（所谓“发扬东方文化，树立民众信念”[6]）与经费来源（由具有日伪背景的出版机构“新民印书馆”提供），无不透露出这份刊物的日伪色彩。

当然，上述所言并非有意对孙作云的民族节操提出苛责。实际上，正如部分研究者所指出，抗战时期滞留北平的文化人，多数有着生计方面的原因：“‘北京大学’的中国教员中，有甘心附逆者，但大多数教员为生活所迫，到伪校教书属于无奈之举。”[7] 在笔者看来，孙作云亦属后者之列，其滞留北平多半也是出于生计方面的考虑，尽管也在日伪控制下的机构从事文化研究，但与王揖唐、汤尔和、钱稻孙等出任伪职的甘心附逆者不可同日而语。即以参与编辑日伪刊物而言，大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1943年第2期“编后记”中，孙作云写道：“我在第一期季刊的补白里选出志摩大师的《萨扬娜拉》，本想借此隐退的，想不到这笔责落到我的肩上。”[8]我们可以推断：大好河山的沦陷，恩师闻一多的熏陶，在孙作云身上既激起强烈的国破家亡之恨，又有着不得不暂时寄人篱下的屈辱。这种微妙的历史境遇，当事人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借助“曲笔”形诸文字。从前述袁一丹的博士论文可以看到，抗战时期文学书写与历史叙述中的“隐微修辞”，成为滞留北平的文化人共同的表述策略。笔者想要追问的是，此一时期的孙作云，如何通过学术写作来表达类似诉求。

 初入清华园，孙作云在诗歌创作之余，跟随闻一多从事《楚辞》研究。因《楚辞》一书保留了大量中国上古神话，闻一多本人也是中国现代神话学史上开宗立派的重要人物，孙作云也因此转向古代神话研究。其第一篇神话学论文《〈九歌〉山鬼考》，便是在闻一多的悉心指导下完成，又经闻一多推荐发表于《清华学报》1936年第11卷第4期。

进入抗战时期，孙作云神话研究步入新阶段，其显著特点，是从《楚辞》神话转向华夏文明起源期神话的研究，相继发表《蚩尤考》《黄帝与尧之传说及其地望》《饕餮考》《说鸱尾》等论文。综观这些文章，在孙作云看来，无论青铜彝器上的饕餮纹，还是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上的鸱尾纹，其原型皆为蚩尤，因而《蚩尤考》便有了总纲的性质，在其神话学体系中尤显重要。本文对于孙作云抗战时期神话研究的分析，便着重围绕这篇论文展开。

《蚩尤考》分上、中、下三篇，连载于《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4、5两期。主标题之下，还有副标题“中国古代蛇族之研究——夏史新探”，可以看出，作者在此文中所要探讨的是华夏民族的起源问题。

上篇“论蚩尤与黄帝之战为蛇图腾与熊图腾之战”，孙作云从当时尚显时兴的图腾理论出发，在古书中旁征博引，又“以纸上材料，参以古物实证，益以民间传说”[9]，提出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作者首先运用文字学知识，援引《说文·虫部》：“蚩，虫也，从虫之声”[10]，说明“蚩”字本义为蛇，进而推导出蚩尤为图腾社会的族徽。此外，《山海经》所载窫窳、旬始，孙作云均援引图腾理论进行观照，认为其实讲的都是蚩尤，也即蛇。又由于在孙作云眼中，龙实为蛇的变体，因而蚩尤所属部族，便以龙为图腾。与之相对，孙作云另从古籍中所载黄帝“居有熊”[11]、黄帝“号有熊”[12]、“黄帝为有熊”[13]等材料出发，认为黄帝部族乃以熊为图腾。如此一来，中国上古史中有关黄帝、蚩尤的大战，孙作云有了另一番颇具戏剧色彩的解释：

黄帝使熊罴貔貅貙虎及应龙攻蚩尤，果为何物乎？愚以为此种动物皆古代氏族社会之图腾，乃取象于自然界之动物以为族徽者也。换言之，熊即熊图腾部落，应龙为龙图腾部落，熊、罴、貔、貅、貙、虎六者，皆以陆上动物为图腾，彼此皆为近亲氏族，其应龙乃水虫部落，与野兽部落原不相通，盖为陆兽部落之内应。黄帝有熊氏，即熊部落，其所伐之蚩尤为蛇部落，因屡战不胜，乃合全族之众以伐之，又得蛇族之应龙为内应，故乃战胜蚩尤。然则黄帝与蚩尤之战乃熊部落与蛇部落之战争，即中国历史上一幕“龙虎斗”，乃熊部落与蛇部落决定民族命运之战争也。[14]

处于华夏历史开端部分的另一则传说“鲧禹治水”，孙作云解释为：“蛇部落灭亡之后，其人民沦为奴隶，其投降之‘应龙’族职司水土之工役，其后人竟以治水之功得以恢复天下，是即为三代之夏。”[15]换言之，夏禹即为蚩尤的子孙。

近代以来，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述，虽有“上下五千年”之说，但真正的中华文明史，学界多认为始于夏代（关于夏代是否为信史的争论，则是更为晚近的事情）。另外，就地望来说，孙作云认为最初黄帝族居于西方，蚩尤族则据有中原（具体为今河南鲁县一带）。由上述两方面综合观之，在孙作云的叙述中，中国历史与其说始于黄帝，不如说始于蚩尤。

值得注意的是，受黄帝、蚩尤大战历史记忆的支配，在后人的印象中，蚩尤往往定格成一位不光彩的战败者形象，不过在孙作云看来，蚩尤的真正身份，不仅是夏禹的祖先（亦即华夏的祖先），而且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位战神”。《蚩尤考》中篇“论蚩尤为战神”，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考证。

在今天许多人的心目中，黄帝不仅是华夏民族的“共祖”，而且是成就卓著的“文化英雄”，诸如衣冠、舟车、音律、医术等，悉由黄帝最先创制。相形之下，蚩尤作为西南边地族群的共祖，则被贴上不开化、野蛮、好战等负面标签。不过在孙作云看来，黄帝、蚩尤二者的文明程度恰恰相反：

蚩尤为蛇族，乃南方图腾部落，先据中原；黄帝为熊族，乃西方图腾部落。黄帝与蚩尤之战即古代图腾社会之战争。蚩尤之族，十分强大，相传武器为其所发明。此事虽不敢确定，但传说必有所本，足见其文化已有相当进步。黄帝伐蚩尤，屡战不胜，后乃合全族之师以伐之，又得应龙为内应，始败蚩尤。论其文化，或较蛇族为低。[16]

与前文有关蚩尤族属问题的论述类似，孙作云在中篇也发挥其考据学优势，罗列《尚书·吕刑》《太平御览》《管子》等一系列文献，来证实蚩尤作为“华夏第一位战神”的身份：“蚩尤之族虽为熊族所灭，然其余威，犹令人谈而色变，因蚩尤善战，又传为兵器之发明者，故蚩尤后变为中国之战神。”[17]

下篇“论蚩尤之苗裔”，其实是对上篇所涉及问题的进一步充实、拓展。作者运用甲骨文、金文知识，先从“禹”的早期字形出发，认为“禹”字“无论从形从声，皆为虫蛇之属，则夏王之禹即虫蛇，其物殆为种族之图腾，亦人王之圣名。”[18]接着又以同样的方法分析“鲧”字，得出“鲧”为水族动物的结论。如此一来，“鲧”、“禹”恰为同类，父子均以水族动物为图腾。嗣后又从鲧、禹的相关传说与典故、禹的居地、夏民族的族属等方面层层推进，以论证鲧禹父子为蚩尤之后裔、蚩尤实为夏民族之祖先。

总体来看，孙作云在《蚩尤考》一文中综合运用文化人类学、文字学、古典文献学知识，旁征博引，其论证之繁复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作者的核心观点可概括为：蚩尤族最早居于中原一带，其图腾为龙蛇；鲧禹为蚩尤的后代，蚩尤也即夏民族祖先；蚩尤不仅勇武强悍，而且创制过多种兵器，因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战神。

不过，尽管作者的论证层层入扣，但在材料的取舍与具体分析上，却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在中篇部分，作者在论证蚩尤的“战神”身份时，显然有意忽略了“九黎之君，号曰蚩尤”[19]的文献记载，而是着意强调其“天下共主”、“孔武有力”的一面。这种“选择性”的记忆与失忆，不能不令人对其学术研究背后的深层诉求产生探究的兴趣。

在孙作云抗战时期的神话学论文中，两个关键词尤其引人注意——“图腾”与“蚩尤”。前者是作者用来解读神话文本的理论依据，后者则是对中国文化的追根溯源。关于图腾学说的得与失，当下学界已有诸多反思性评述，此处不再赘述。引起笔者注意的，是作者围绕后一关键词所进行的论述。

毋庸讳言，无论从图腾理论的运用，还是从资料的选择、论证的逻辑来看，孙作云上述论文中间有许多过度阐释、难以自圆其说之处。除前文所举文献使用中的“选择性”记忆与失忆外，又如在《饕餮考》一文“何谓缙云氏之不才子”一节中，孙作云首先从“缙”、“云”二字的字音、字义分析入手，证明“缙云氏”得名于黄帝灭蚩尤之事，“缙云氏”即黄帝；接着又以十分肯定的语气断言：“缙云氏之不才子饕餮必为蚩尤无疑”，其依据是“不才子”在这里意指“乱臣贼子”。[20]这种训释显然有很大的随意性，在“不才子”和“乱臣贼子”之间，还存在明显的逻辑缺环。又如，为引出“黄帝得云瑞之传说，盖起于翦灭蚩尤之事”[21]，孙作云找出旬始星之“旬”字的甲骨文字形，又援引孙诒让、刘鄂、王国维、唐兰等的解释，得出“蚩尤为旬始，实亦即云”[22]的结论。但在此前发表的《蚩尤考》一文中，孙作云却认为“旬始为蚩尤，旬始亦为蛇”[23]。

此外，孙作云认为远古时代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诸部族以鸟、日、月等自然现象为图腾，只有黄河中游地区的各个部族以两栖动物及水中动物为图腾。不过后来的考古发掘表明，饕餮纹在距今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已经出现。依照孙作云的观点，饕餮便是蚩尤，蚩尤部族又以蛇为图腾，这是否意味着当时东部沿海地区也存在蛇图腾信仰？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与作者有关中国古代图腾社会的假说相冲突；如果答案为否定，又何以解释饕餮纹（亦即蚩尤纹、蛇纹）出现在以鸟、日、月为图腾的部族器物上？对于这一问题，孙作云恐怕难以作出圆满的回答。在笔者看来，孙作云上述文章的命意很可能别有寄托。

如果对中国现代神话学史有所了解，便不难发现，孙作云关于华夏民族始祖的叙述，与晚清以来知识界的“共识”有相当大的分野。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等论文，详细追溯了近代以来国内学界的“黄帝认同”及其思想根源。出于国族建构与民族认同的需要，许多晚清知识分子将汉民族的始祖追溯到黄帝，因此黄帝成为华夏民族的共祖。[24]作为对沈松侨论文的回应，王明珂在《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一文中提出另一观点：近代以黄帝为共同祖源想象的中国国族建构，是一种延续性历史过程的最新阶段，其开端可以上溯至战国晚期，此时的华夏认同中，已将黄帝视为共同的祖源。[25]如果将沈松侨、孙隆基等学者的立场概括为国族符号的“近代建构论”，则王明珂的立场可概括为“历史延续论”。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的立论虽有很大差异，但共同点也显而易见：以黄帝作为华夏始祖，无论出于历史延续或近代建构，这一集体记忆起码在晚清以来已不断扩散、深入人心。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围绕黄帝的起源地，在近代中国曾有另一种叙述。早在19世纪末期，法国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首倡“华夏人种西来说”，认为黄帝来自中亚，后来迁徙到黄河流域，战败了中原地区以蚩尤为首的土著族群，从而入主中原。由于这种学说塑造了一个作为“殖民者”的黄帝形象，给饱受外敌欺凌的近代国人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因而传播到日本后，经由留学日本的革命派知识分子章太炎、刘师培等的进一步阐发，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论述中，虽然出现“黄帝族—蚩尤族”、“殖民者—原住民”等多重对立，但在视黄帝为华夏始祖这一问题上，依然与前述知识分子持同一立场。

可以看出，自晚清以降，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自觉，将华夏的始祖追溯至黄帝，已成为国内各界普遍接受的历史共识。从晚清革命派知识分子在日本所办刊物《黄帝魂》、晚清知识界对“黄帝纪年”的倡导，以及各类中华民族史性质的著作对黄帝浓墨重彩的书写，直至全面抗战前夕，南京国民党政府与中央苏区政府不约而同地参拜位于陕西桥山的黄帝陵，均可视作近代以来此一历史共识的延续。由此返观，孙作云在抗战时期的神话研究中另立异说，一再将华夏源头上溯至蚩尤，其隐藏于纸背的别样情怀值得探究。

与作为华夏共祖的黄帝形象相对，自近代以来，蚩尤通常被学术界视为西南民族的始祖，虽然这种追溯本质上也是基于族群认同的历史建构。[26]在中原中心主义者的眼中，由于历代典籍中对于黄帝与蚩尤大战的载述，蚩尤通常成为野蛮、好战、失败者的符号化身。不过在孙作云笔下，蚩尤却呈现出另一种形象。尽管曾因凶暴而被北方的黄帝联合其他部落打败，但其身份依然十分显赫：他不仅是夏民族的始祖，而且也是一位战神。作为前者，尽管后来被商、周等后起民族所取代，但毕竟是夏禹的祖先，也即是整个华夏民族的根脉所在——这种文化记忆至今沉淀在“华夏”这一表述中。作为后者，在命途多舛的近现代中国，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笔者看来，写作上述文章时的孙作云，与晚清时期积极响应“华夏人种西来说”的章太炎等知识人有着相似的心理诉求。如果说后者通过塑造黄帝这样一位外来殖民者的祖先形象，从而将华夏与近代西方列强攀附上关系，以证明华夏也曾有着辉煌的过去的话，那么孙作云对蚩尤的追溯，则是重新塑造了一位作为华夏共祖的战神形象。作者的深层心理不难推断：尽管华夏眼下饱受日军蹂躏，但毕竟我们是战神的子孙，留着战神的血液，因而假以时日必将获胜。在前述《饕餮考——中国铜器花纹中图腾遗痕之研究》一文末尾，孙作云写道：“吾人拥有如此悠久神圣之文化传统，诚可谓得天独厚，虽运值蹇屯，终必有否极泰来之一日，言念及此，能不奋然兴起者乎？”[27]行文至此，作者寄托于“纸背”的心情已溢于言表。

笔者写作此文，并非有意对孙作云的学术研究提出苛责。陈平原在《学者的人间情怀》一文中谈到：“人文学科无时无刻不受社会人生的刺激与诱惑，学者的社会经验、人生阅历乃至政治倾向，都直接影响其研究的方向与策略。”[28]说到底，在一个国破家亡、山河沦落的时代，知识分子借学术研究寄托自己的家国之思，很能引起后来者的“理解之同情”。笔者想提醒的是，在我们考察孙作云的学术研究时，应避免纯粹就学术而论学术的取向，尤其当我们的考察对象是一位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知识人时。对于这些知识人，在梳理其学术理路的同时，还应深入其内心世界，把握其学术表述中的“隐微修辞”。如此一来，我们对考察对象的心理脉络会有更为深入的把握；对其学术研究的评判才有可能返回历史现场，得出更加客观公允的结论。

[1] 袁一丹：《北平沦陷时期读书人的伦理境遇与修辞策略》，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2] 孙心一：《殚精竭虑，求索楚风——孙作云先生传略》，《孙作云文集》（第1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7页。引文中“伪”字为本文作者所加。

[3] 同上，第5页。

[4] 见1944年元旦钱稻孙为《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所撰写“卷头语”。

[5] 如刊于1943年第3期的“本会会务事业进行概况”，在有关“青岛分会”的介绍中，便有下面的表述：“值兹大东亚战争勃发，友军节节胜利，东亚共荣圈已届完成之际。”类似的表述在各期会务介绍中一再出现。

[6] 见《中和月刊》每期刊出的“征稿简章”。

[7] 曹豆豆：《日伪时期的‘北京大学’》，《文史精华》2005年第3期。

[8] 见《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1943年第2期“编后记”。

[9] 孙作云：《蚩尤考》，《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4期。

[10] 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67页。

[11]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国维全集》（第5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02页。

[12] 刘晓东等点校：《二十五别史·世本》，齐鲁书社，2000年，第1页。

[13]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页。

[14] 孙作云：《蚩尤考》，《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4期。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孙作云：《蚩尤考》，《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4期。

[18] 孙作云：同上。

[19]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35页。

[20] 孙作云：《饕餮考——中国铜器花纹中图腾遗痕之研究》，《中和月刊》1944年第5卷第1期。

[21] 孙作云：《饕餮考——中国铜器花纹中图腾遗痕之研究》，《中和月刊》1944年第5卷第1期。

[22] 同上。

[23] 孙作云：《蚩尤考》，《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4期。

[24] 参见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年第28期；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25] 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2年第73期。

[26] 参见吴晓东：《蝴蝶与蚩尤——苗族神话的新构建及反思》，《兴大中文学报》2010年第27期。

[27] 孙作云：《饕餮考——中国铜器花纹中图腾遗痕之研究》，《中和月刊》1944年第5卷第2期。

[28] 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