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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建中:《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学术价值的认定与把握
2019-8-12 1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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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建中:《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学术价值的认定与把握


 


 


 

主持人语


 

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已一个多世纪了,翻检这些著述,能够过滤出诸多有学术价值的概念。这些概念被制造出来以后,大多数的境遇是被悬置,没有得到有意识地言说和阐释,便无以演绎成学说和思潮。本土概念的空虚是中国民间文学理论难以深化的病灶。概念需要不断地阐释,以构建概念之间的关系图式,这是建立中国特色民间文学话语体系的必由路径。而如何增加概念出现的频度并丰富其内涵又是最值得诉诸于学术实践的关键问题。    

                    

          ——栏目主持人:万建中教授


 


 

作者介绍


 

万建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民间文学研究所所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专门史》首席专家。并担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全委会委员等职。2001年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百人工程",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近年研究方向为口头叙事文学、中国民俗史、民俗学及民间文学理论。

著有《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民间文学引论》等。发表学术论文《民间文艺认定的三个维度》《“民间文学志”概念的提出及其学术意义》等。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学术价值的认定与把握


 


 

【摘要】学界对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反思持续不断 ,重点在于运用现代田野作业的标准考量三套集成 , 指出其种种缺陷 。这是对三套集成的误读 , 误读的原因在于混淆了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作品两个基本概念 。作为作品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属于纯粹的文学 , 与生活形态的民间文学有着本质的差异 , 以后者的标准去衡量前者 , 显然不切实际 。三套集成从田野产出 , 又完全独立于田野 , 具有完整的自在的学术价值 , 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元文本和多种可能性 。
 


 

【关键词】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民间文学作品;记录;文本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从起步到最终完成,经历了极其漫长的时间。早在 1981 年,中国民研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就决定编辑《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歌、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大观》。在 1983 年 4 月召开的中国民研会第二届学术讨论年会及 1983 年工作会议上 ,提出了编辑《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三套丛书的意见草案,并得到文化部和国家民委的支持。1984 年,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研会联合签发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文民字(84)808号),简称“808号文件”,该文件和同时发出的《关于编辑出版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意见》,1985年11月中宣部《转发民研会〈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第二次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中宣办发文〔1985〕1号),以及1986年5月第三次集成工作会议制定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总方案》成为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的总的指导性文件


 

2009年10月,三套集成将全部出齐,共298卷 ,440册,计4.5亿余字,加上县级卷、地区级卷本,总字数达40亿字。前后历经28年。时间跨度如此之大,产品数量如此之多,声势极为浩大,成果卷帙浩繁,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史及中国民间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件功在千秋的伟业既保存了民间文化又为日后的民间文学研究奠定基础。


 

制作“三套集成”的首要目的在于“汇集和编纂全国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成果,保存各族人民的口头文学财富”。[1](P1)“让民间文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也为民间文艺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有关学科的研究,以及文学艺术创作的借鉴提供较完整的资料”,这一目的对“三套集成”,特别是民间故事集成的最终文本形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对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包括民间故事集成的本真性进行反思,提出了许多质疑的意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三套集成”这一重大的学术史事件的研究仍属凤毛麟角,虽然学界的呼声很高,但直接以“三套集成”作为考察对象的研究难以见到。在工程圆满结束之际,需要对其进行学术清理、总结和肯定。对待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应该持辩证的学术立场和进行学理性思考。


 

对“三套集成”缺陷的辩证理解


 

制作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理念和规程是相当先进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以下简称《工作手册》)中强调,搜集、记录和整理是整个“集成”工作的核心环节,“这个环节做好做不好,既直接影响到民间文化的保存,也影响到民间文学的建设,更影响到传世的民间文学的质量”。按照工作规范的要求       ,在搜集整理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科学性”和“全面性”的问题,并同时注意发现有代表性的作品。鉴于以往搜集整理中存在的“不科学”的问题,“特别是民间故事,贯彻科学性尤其重要,也尤为困难”。[2](P296)总编委会在《工作手册》中,就搜集、记录和整理进行了详细的指导性说明。按照《工作手册》的指导意见,在搜集的过程中,应当在“讲述的同时”“当场记录”,记录与搜集的过程是同一的。“根据回忆来记录作品”被认为“不是搜集工作的科学方法”。在“条件不允许或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听后补记,要力求讲述者能重新讲述,并进行复核。对于记录,《工作手册》仍然贯彻“忠实记录”的传统原则,也就是“讲什么、记什么,怎样讲就怎样记”。由于笔录还是当时工作中绝大部分地区的主要,甚至唯一记录手段,因此也特别提到了记录的“完整性”问题,要求“逐字逐句地记,全面地记”,题材相同或大同小异的作品“遇到一次搜集一次,同样认真记录”。[1](P56)只记录情节  ,而不记录原讲述的语言被认为是有违记录原则的作法。


 

在搜集、记录完成后,口头讲述的内容离开原来的语境而进入以文本为载体的状态。《工作手册》提出,“为使口述的原材料更好地呈现在书面上,就需要对原材料进行一定的整理工作”。并强调这项工作的性质是,“在忠实于民间作品原貌的前提下”,“更好地体现原作的思想与形貌”,而不是“体现个人的创造性,表现个人的文学水平”。


 

然而,这些记录要求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展开任何一部省卷本民间故事集成,用“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的学术眼光加以审视,似乎就能发现一些明显的不足。相对于六朝志怪小说、唐代及宋明清传奇小说,集成作品书面改造的痕迹过于明显,而那些典籍中的故事,无论是有历史依据的,还是想象的,最初都被民间说书人在勾栏瓦舍宣讲、说唱。即便是重在说理的《论语》,也是口头叙事的书面形态。历代的文人和民间艺人从事口头创作、编写、收集、抄写故事,只是为了谋生,而且限于口头讲述、说唱,父死子传,子死孙继。直到印刷术在市井流传开后,才照原来的手抄本印行。书写形式的宋元话本,仍是保持了“说书人”口头表演的风格。明清章回小说也常常是以说书人的技巧写成。这是一种尚未与口传文学及其口头传统相脱离的书写活动。在当时,评判那些用纸笔录下原有故事的标准,就是记录下来的东西同众多无名的讲故事的人口头表述区别最小,就是好的、受欢迎的。


 

我们一贯强调“忠实记录”,这主要指不要篡改演说的内容,即对所记的内容要做到忠实,至于如何记、记什么则没有提出忠实的要求。现已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人人都能读懂的文本,它们与一般通俗文学的区别似乎只是“来自”民间。而且,不同省、不同地区、不同县、不同乡、不同村的记录文本似乎也不存在根本差异。对此,刘魁立先生也感叹道:“口头语言是民间叙事交流的一个根本手段,如果连语言部分也未完全保留,被我们部分地弄丢了或者改造了的话,那我们接触到的这个具体文本就已经不是原来的文本,而是另外一个文本了。用我们现在常用的话说,实际上就是一个格式化了之后的文本。”[3](P57)经过那些语言功底过硬的人的加工、润饰,大部分文本似乎来自同一口头传统,甚至根本就看不出是来自哪个地区的口头传统。


 

另外,记录也有可能是不真实或拙劣的。“某一口头文学传统事象在被文本化的过程中,经过搜集、整理、迻译、出版的一系列工作流程,出现了以参与者主观价值评判和解析观照为主导倾向的文本制作格式,因而在从演说到文字的转换过程中,民间真实的、鲜活的口头文学传统在非本土化或去本土化的过程中发生了种种游离本土口头传统的偏颇,被固定为一个既不符合其历史文化语境与口头艺术本真,又不符合学科所要求的‘忠实记录’原则的书面化文本。而这样的格式化文本,由于接受了民间叙事传统之外并违背了口承传统法则的一系列‘指令’,所以掺杂了参与者大量的移植、改编、删减、拼接、错置等并不妥当的操作手段,致使后来的学术阐释,发生了更深程度的误读。”[4](P12)


 

这些不足主要肇始于制作三套集成制作的现代宗旨。一旦对民间口头文学的记录成为一种缘于学术的“采风”活动,记录就不是出于记忆的需要,记录的文本就不是可供演说的“脚本”,而是为了民间文学学科研究的需要,或者出于固存口头文化传统的目的。因此,所谓的“田野作业”的学者们在从事从口头到书面的工作中,很少有努力将记录接近于口头传统的意识。记录下来的东西难以再诉诸口头,或者说,根本不能用当地的口头语言来表达;相反,为使记录文本具有广泛的读者面,记录时基本抹去了口头文本最重要的地域特色。一个明显的表征是,民间文学的书面文本最需要注释,而我们现有的民间故事集成作品基本没有注释。一个符合当地口头传统的记录文本,必须要有注释,否则,局外人难以读懂。因为局外人根本不了解当地的方言和口头传统。


 

然而,尽管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存在种种不足,但这些不足其实并非事实,而是人们对民间文学书写文本美好想象导致的。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记录不可能完美;而且,即便是受过民族志诗学严格训练的记录者,也不可能用他的笔涂写出学者们臆想中的记录文本。只要是书面语言,就不可能完整地再现当地人说话的声音以及民间文学演述的具体情形。“说”与“写”的经验之间始终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表演本身包含着许多文字以外的因素。有经验的歌手就会充分地利用这种与听众面对面地交流所带来的便利,他的眼神、表情、手势、身体动作、嗓音变化、乐器技巧等等,都会帮助他传达某些含义。这些却不能体现在文本之中。通过文本阅读来欣赏史诗的人,也无从去体会那些话语以外的信息。”[5](P236)因此,对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种种挑剔更多是出于对学术的癖好。当然,民间文学的记录文本应该尽量接近口头演述的状态,这倒是合理的要求。


 

三套集成不等于民间文学


 

我们应该辨析两个极易混淆的基本概念,即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作品。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属于后者。民间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不仅仅指民间文学作品,民间文学作品是采风的成果,是对民间文学部分的记录。现有的民间文学作品都没有也不可能涵盖民间文学的全部。


 

因此,在全方位的审视中,与其说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不如说它是生活的;与其说它是审美的,不如说它是文化的。民间文学具有浓厚的生活属性,民众在表演和传播民间文学时,是在经历一种独特的生活,一般不会意识到自己在从事文学活动。民众的创作活动,基本上是一种无意识,或下意识的。这即是说,民众在创作民间文学作品时,并不把它当做艺术创作来对待,民间创作活动,常常是伴随着物质生产或生活一道进行的。另外,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宗教、信仰、伦理、民俗等等留有先民的心理痕迹和经验残余的语言符号,是一个区域民众的心理生活和现实生活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演化的展现。这些,均与“文学”有根本性的区别。


 

生活当中民间文学并不能完全进入书面系统,其中的许多部分很难被“采风”,并用文字描述出来。“说唱的文本始终仅仅存在于说唱演出的时间中。作为声音使空气发生振动而出现的文本随着声音的沉寂而销声匿迹。然而我们所收集记录下来的文字文本却一直在桌子上纹丝不动,其存在与时间无关。我们没有留意到那些由于对文本作收集记录而丢失的东西,而一直认为通过文字化的工作即可使文本变为分析的对象。”[6](P10~11)按法国解构理论大师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理解,“文本”(text)有广狭两义。狭义的“文本”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一种用文字写成的有一个主题、有一定的长度的符号形式,是形诸于文字的文学作品;广义的“文本”指的是某个包涵一定的意义的微型的符号形式,如一个仪式,一种表情,一段音乐,一个范畴,一个词语等等,它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非文字的。[7](P86~96)本真状态的民间文学文本是一个表演的过程,它由声音、表情、动作以及现场的其他符号形式共同构成。此种意义上的“文本”相当于人们常说的“话语/discourse”,是人们组织现实表演的最基本的符号形式。德里达所说的“文本之外无物”(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of the text)中的“文本”就属于此类。如果我们否定两者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以民间文学作品替代民间文学,自然难免对民间文学作品包括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说三道四,百般责难。

 

芬兰学者劳里·杭柯(Lauri Honko)认为,即便是根据民族传统中大量的口头文本进行修改、加工、整理而成的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Kalevala),[8]也有着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他提出了“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Tradition-Oriented Text)”的概念,“这类文本是由编辑者根据某一传统中的口传文本或与口传有关的文本进行汇编后创作出来的。通常所见的情形是,将若干文本中的组成部分或主题内容汇集在一起。经过编辑、加工和修改,以呈现这种传统的某些方面,常常带有民族性或国家主义取向”。[9](P38)这类文本属于杭柯所说的“民俗学过程”(FolkloreProcess)的产物,“至少对探讨在`民俗学过程’中形成的搜集和改编等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环节上为我们和后人提供了不无裨益的例证。除此之外,这类文本的产生和形成,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要求,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经历”。[9](P40)这才是科学的学术态度,我们不能一味地否定那些有“问题”的记录文本,而应该通过比较,从具体的语境中分析这些文本,对之加以充分利用。


 

我们可以把民间文学的记录文本看作是一种社会记忆。对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不能一味揭露它有什么不足,不能反复衡量它的科学性或可行度到底有多高,否则,就可能成为“文献考据”。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在一种“情境”(context)下产生的,可以讨论它如何被“制造”,在什么“规范”下被“制造”,如何被操弄,又是如何被“使用”的,努力发掘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背后的东西。“集成”的工作已经结束,其制造过程和使用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专题加以讨论。


 

三套集成的学术意义


 

前文指出:与其说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不如说它是生活的;与其说它是审美的,不如说它是文化的。这是对处于“表演”状态的民间文学所下的判断。即是说,田野语境中的民间文学不是真正的民间“文学”,而是音乐、舞蹈和文学等浑然一体的表演文本。从“文学”的角度关注民间文学,民间文学可以与田野没有关系。因为田野中的民间文学已不是纯粹的文学,而是文化与生活。纯粹的民间文学指的就是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这样的记录文本。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生产的过程就是认识民间文学和将口头表演转化为纯文学文本的过程。


 

响应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文学“作者已死”的学术呼唤,民间文学的研究完全可以放弃不切实际的田野作业,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告,民间文学的讲授者并不存在。记录文本具有独立于田野之外的意义,以田野语境去衡量记录文本是徒劳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尽管远离了现实生活和口头语言系统     ,却更加容易地进入了学术话语系统之中,自在地展开学术历程。以记录文本为考察对象,有着与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迥异的学术路径,沿着这条路径,产生了扬名四海的“故事形态学”、“口头程式理论”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记录文本的生命力不在于作品本身的流传,在于不断被阅读和学者们的学术话语之中。


 

中外民间文学学者大多关注民间文学的文学属性,而没有认识到其生活属性或排斥其生活属性。民间文学学科的正规名称是“民间文艺学”,是和作家文艺学相对的文艺学。这足以表明以往人们对民间文学的考察和研究主要是基于文艺学或文学的视角。民间文学被记录下来,变成了与作家文学同样的文学文本。唯有“记录”,民间文学才能透露沉重的生活属性,而给予民间文学纯粹的文学性。民间文学研究的主要流派,有神话学派(包括语言学派)、功能学派、人类学派、心理分析学派、原型批评学派、流传学派、结构学派、符号学派等等。这些流派的研究对象一般也是民间文学的文学文本,而不是民间文学的生活文本。


 

其实,现有民间文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是依据记录文本建立起来的。没有民间文学的记录文本,就不可能建构出民间文学的学科体系,也不可能将民间文学进行比较明确的分类,神话学、史诗学、故事学、歌谣学、传说学等也无从产生。记录文本可以让我们更为静态地、清晰地把握各种民间文学的体裁特征。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民间文学的文本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回顾近百年学术史,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取得瞩目成就的,多立足于文本批评。仅以神话为例,像茅盾、顾颉刚、黄石、闻一多、徐旭生、丁山、钟敬文、袁珂、萧兵、叶舒宪等人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主要是建立在书写文本批评基础上的。我们不能笼统地将文本批评斥为`书斋学者’而否定其成果的价值……民间文学的语法论、结构论、类型论、母题论、意象论等等,离不开对文本的细读。中国文学史中民间文学部分的深入研究,也离不开高水平的文本批评。”[10](P22)中国是如此,在西方现代话语的语境中也是这种情况。美国耶鲁大学的哈维洛克(E. A. Havelock)教授1986年出版了《缪斯学写:古今对口传与书写的反思》(The Muse Learns to Write)一书,提出了“文本能否说话”(Can a text speak?)的著名论断,并尝试让古希腊的文本重新“说话”,使记录的民间文学作品进入民族志诗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视野之中。研究民间文学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实例揭示出潜藏在这些文本下面的文化无意识,因为如果我们调动一切可资借鉴的手段(诸如符号学、结构主义、原型批评、语义学及传统的文化人类学等),对之进行适当的质询,“文本必然会显示出它表面上试图掩盖的东西”。[11](P1)


 

尽管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对活态口承表演的记录,但每部作品的基本内涵是相对稳定的。本特·霍尔拜克明确表示:“民间文学作品的含义不是一面每人都能从中看见自己的映象的镜子,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于本文之中的。他认为如果含义不存在于本文之中,就很难解释大量的相对稳定和相对独立的故事类型的存在,也不能解释每个讲述者都有一些不同的讲述作品这一事实。”[12](P81)更普遍的情况是,倘若硬要把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拽回其原本生存的地域空间(很多情况下往往是不可能的),就会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阐释困境。更何况,如果是在对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文本作“类型”或说是整体的把握,就不可能把涉及的众多文本全部压缩在具体的社区生活空间里面,否则的话,便无疑是在作茧自缚。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不仅是艺术的、情感的、鉴赏和审美的,也是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和传统的,研究作家文学的方法、视角、观点及理论等均可纳入文艺学学科,而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则是民间文艺学难以单独胜任的。尽管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属于纯文学的范畴,但其毕竟来源于民间的社会生活,本身的特质远远超越了文学本身,为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民间文学三套集为开创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现在已进入了研究民间文学条件最好的时期,难以胜数的民间文学作品足以满足研究者们各方面的需求。将其纳入学术话语系统之中乃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详情请参见原刊。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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